湖北解封之后，我们固然要回北京，但也不希望一家几口被集中隔离14天并付出几万元的代价，更不希望放弃自己的尊严。
2月12日上午，我排队等候进入梦泽市场，还没买完菜，云梦县就开始实施战时管制。
年，我曾经在北京遭遇“非典”；年春节，我在老家湖北省云梦县遭遇了新冠肺炎。
作为在北京工作、生活20年的湖北人，两次“罹难”颇有不同：“非典”带来的更多是有限的精神压力，而冠状肺炎则影响到了我的衣食住行，带来了种种意想不到的困境。
一
我们一家人是1月19日离开北京，20日回到湖北省云梦县隔蒲潭镇张家坡乡下老家的。1月23日武汉封城，1月24日24点孝感封城之后，我们在25日回到了孝感下辖的云梦县城。我带着闺女、儿子和小妹、母亲一起住在弟弟年购买的住房，妻子则在三四里地以外的地方照顾岳父岳母。
封城伊始，我们在云梦偶尔还能出去（后来明令两天出门一次）。出于新闻人的习惯，我除了记录封城给云梦民众和生活带来的各种变化，还曾医院的感染科楼外探访。
2月12日上午，我拿着通行证出门去梦泽市场买菜，利用最后的机会抢购了几十斤蔬菜。我还没出梦泽市场，云梦县就开始实施战时管制，所有的超市、集贸市场、商店等不许营业，居民一律不许出门。
很快我们获悉，北京也开始严防死守。天通苑社区的工作人员打通了我的手机，详细问清了我和家人的姓名和手机号。过了几天，这位工作人员再次来电，问我现在哪里，是否准备回北京。我这时已经很不耐烦了，说湖北现在封城，我门都不能出，更不可能回北京。不料，几天之后，她第三次打通了我的手机，我压制住内心的怒火，尽量平和地表达了我的不满，她也觉得心有愧疚，说是相关部门交代的任务。
再往后，就变成了人工智能自动拨打我的手机，听过两次之后，我拒绝接听。不久，北京传出消息，让还在湖北的人暂时不要回到北京。
我和妻子年去北京，年在北京买房，今年到北京就有20年了。尽管在心理上早已融入北京，但我骨子里一直以外地人自视，觉得北京对外地人一直算不上友好。而这一次，则是对湖北人厌形于色。
然后，我陆续看到了一些湖北人回到北京后受到不公平对待：有的被租住地的社区三番五次警戒隔离之后，仍然被不停骚扰；有的和我一样回到湖北，人没有回去却接到房屋中介的通知，自己进入住所的密码已经被修改；有湖北人春节期间去了徐州，回到北京却被顺义的社区工作人员拦住，不许进入住地，在天寒地冻的情况下流落街头，最后被迫返回徐州……一时间，“湖北人”成了一个令人厌恶的标签，并公然遭到歧视和排斥。
二
虽然湖北云梦封城令人不快，但和上面这些人的遭遇相比，我们一家人则相对幸运。
但是，居家要经受的痛苦、焦虑和抑郁，巨大的精神压力和生活不便、经济损失等交相缠绕，若非亲历决难尽知。
首先，是温暖熟悉的家庭空间变成了“囚牢”，而不是可以任意歇息的港湾，每一户都以邻为壑。在这一点上，农村优于城市。我的舅表哥在隔蒲潭镇刘湖船村，离我乡下的老家张家坡仅有两里地远。他在电话中告诉我，乡亲们的活动空间更大，至少还能在家门口站一会儿，和左邻右舍隔空聊天。我和72岁的母亲加上妹妹，还有女儿和儿子住在县城的商品房，日常活动空间就是平方米。
不出家门一步，意味着所有生活物质完全依靠订购和配送。由于活动空间被严格限制于室内，巨大的无助感、无力感、沮丧、抑郁、狂躁、无可奈何等负面情绪始终如影随形，令人无法排遣。相当一部分民众已经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心理疾病，而且缺乏宣泄的渠道。
3月22日，工作人员正在云梦县祥山博物馆门前布置场地，次日欢送重庆医疗队返程。
平心而论，封城和战时控制的50几天虽然非常难受，但是并非地狱。这段时间，我与近万湖北民众一起共克时艰。期间，医院拉来了十几万元医用物质的捐赠，算是尽到了自己的一份心意。
妻子的侄女夫妻医院工作，据她透露，疫情爆发高峰期间，医院医用物资极其匮乏，尤其是医用的N95口罩和防护服。我在北京工作20年，有15年供职于媒体，在圈子里算是略有虚名，于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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