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牛郎织女”是中国文学和文化史上一个影响深远的传说故事。在全面搜集有关“牛郎织女”传说的材料的基础上加以考查分析，觉得这个传说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其中的两个主要人物深深地扎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土壤之中，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反映了先民对在农业生产发展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的人物的赞扬。
在它的清节不断丰富发展的当中，又先后形成反对婚姻上门当户对的主题，反对以沉重的聘礼、奢靡的迎娶仪节破坏青年男女的婚姻的主题，和反对封建礼教、门阀制度的主题，表现了劳动人民忠贞爱情、反抗强权、争取自由幸福生活及歌颂勤俭待家的思想。它经过漫长时间的孕育，在人物身份上、情节上、主题上经过几次较大的转变.
牛郎织女传说由来已久—、“牛郎织女”传说的孕育
最早，织女和牵牛分别是秦人和周人的远祖中作出了杰出贡献、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他们的业绩反映了我国远古时代农业和手工业方面的重要发展进程：女修以纺织布吊而留名后世，叔均以用牛力于农耕而受到后人永久的纪念。秦人和周人概括他们的事迹分别将他们命为星名。应该说，“牵牛”、织女”两个星座的命名是很早的。
“牛郎织女”传说的孕育《夏小正》“七月”云：“汉案户。汉也者，河也。案户也者，直户也，言正南北也。寒蝉鸣·…..初昏，织女正东乡。”牵牛、织女同神农氏之子柱等作出了突出贡献的卓越人物一起永垂长天，使人们恬记着他们的业绩，千是形成了牵牛、织女标识性的形象。西周末年谭（古国名，在今山东历城东南）大夫作的《大东》一诗将这两个星名写入诗中，已经将它们分别同牵牛驾车的人及织布的女子联系起来。《诗经·小雅·大东》中说：
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跋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皖彼牵牛，不以服箱。
古籍《夏小正》
这八句诗中有三点应该注意：
（一）用“终日七襄”写织女。“襄”乃是指织布中的一种行为，在这里用为量词。诗中也是从星名所标示的特征，把它看作织布之女。
（二）诗中说牵牛星“不以服箱＂，实际上也是由“牵牛＂的字面意思联想到了相关行为的人。
（三）在说“织女”和“牵牛”的当中，说到“汉”（天汉），可看出在当时民间传说中，已以“天汉”将此二星联系起来。这是“牛郎织女”传说中主要人物的孕育阶段，首先是由历史人物产生星座名，同时又成为人间所信奉的神灵；另一方面，又由星座名想到现实中相应的行为和相关的人。
《诗经》这是“牛郎织女”传说孕育、形成与发展演变的第一阶段。时间大约在商代以前至西周中晚期。
这里特别要说一说朝鲜出土德兴里壁画墓的一幅壁画。这幅画的正中为两条微弯的平行双线条，作相反的S形，为天河，其左侧一人牵牛，旁有“牵牛之像”四字；其右侧一女子，其后有一犬，尾巴卷起，抬头看女子，女子前上方有“织女之像”四字，“织女”二字残损严重，较模糊。墓葬被考定为高旬丽永乐十八年所下葬，其时间相当于中国东晋义熙五年。壁画的织女后有一犬，我以为这是表示织女同犬丘有关。这是传说中织女同秦人有关的又一个重要证明。
朝鲜出土德兴里壁画汉代画像石上的织女像多作跪而织的样子，它们之间应该是有继承关系的。但无论怎样，5世纪初朝鲜的壁画上织女后有一犬，将战国以后形成的织女的传说，同秦人的祖先联系起来，又为织女为秦人之祖的结论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从我国中原地区传到朝鲜，应有一个过程。所以，这幅画所反映的是我国汉魏以前的传说，而所传递的文化资讯则更早。
汉代织女像二、《诗·秦风·兼蒙》的本事与牵牛织女早期传说
对《秦风·兼荫》主题和内容的理解，在《诗经》中分歧最大。此诗《毛诗序》认为是秦襄公时的作品，三家诗无异义，郑玄《笺》、孔颖达《正义》及此后各家也少有持异说者。但《诗序》说：“《兼軗》，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礼，将无以固其国焉。”郑玄以来学者多从之。然而从诗本文一点也看不出有刺的意思，更不用说“用周礼”之类。故有不少学者不信《序》说。朱熹《诗集传》云：
言秋水方盛之时，所谓彼人者，乃在水之一方，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然不知其何所指也。
朱熹.《诗集传》
我以为这首诗之所以在秦风中独具一格，因为其并非写实之作，而是有自古相传的优美的神话传说为背景，为本事。诗中表现诗人所求，也是神女，是同秦人早期居地中汉水有关的一个神女，但却不是郑交甫所遇汉上游女。
诗中所言这个“伊人,在水一方＂，却怎么也不能靠近。我觉得这同《古诗十九首·逜迨牵牛星》一首中说的＂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情形一致：《迨迨牵牛星》一诗从织女方面言之，《兼嗖》一诗从牵牛方面言之。其次，诗中反复言“兼腹苍苍、“兼腹凄凄、“兼陵采采＂，言芦荻正盛之时。下又三言“白露”，正当初秋时节，也即《礼记·月令》所谓天河呈正南正北横贯天空之时，此时“织女正东乡”。这与后来传说的牛郎、织女相会在七月七日初秋时节的情形也相一致。
牛郎、织女相会在七月七日
再次，织女本是由秦人祖先女修演变而来。而据近年考古发掘情况和专家们的分析，秦人早期生活于今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西南、礼县东部冒水河（古卵水）流域及大堡子山一带。这一带古有天水湖，是先秦时秦人的“天水”，也是天水最早的治地。在卵水河下游及同汉水交汇处为峡谷地带，同《兼軗》诗中所写＂溯涧从之，道阻且长”、“道阻且跻、“道阻且右＂的环境相合。
第四，牵牛织女故事同汉水有关，而汉水也正从这一带流过。秦人将天汉边上最亮的一颗星命名为织女，正反映了秦民族同汉水的关系。《兼痕》一诗创作于汉水与卵水相交的地方，同织女传说产生的背景相一致。根据以上几点，我以为《秦风·兼哎》一诗是诗人以牵牛（牛郎）的口吻表现对织女乞慕和追求的情节的。其构思表现方式同《楚辞·九歌》中的《湘夫人》相近。
牵牛织女故事同汉水有关
那么，这是怎样的创作动机和创作心态下写的呢？诗人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首诗呢？
我以为这同秦民族祭祀女修之神或曰织女星，歌舞以乐神的活动有关。《兼陵》一诗产生于秦，如果同祭祀和民间音乐联系起来考虑，便不会感到奇怪。《史记·封禅书》说秦并天下后祭祀情况，但应与秦人传统风俗及宗教活动大体一致。由此看来，秦人祭祀星辰之神多种，同楚人差不多。其中未明列织女、牵牛，但有二十八宿，二十八宿中的牛宿和女宿，就是由牵牛星、织女星分化出来的。
牛郎织女与星宿
因为织女星一大二小星中织女一为零等星，为全天第五最亮星，在北方高纬度夜空则是最亮的一颗星，而且由千织女星纬度较高，一年中大多数的月份都能看见，牵牛三星之主星为一等之标准星虽然负责观测天象的天官将牛宿、女宿同牵牛星、织女星作了区分，但由千民间根深蒂固的群体记忆，互相干扰，使得很多文献混淆、抵触，难以严格区分。
这里特别应该注意的是秦在雍（春秋时的秦都，即今陕西凤翔县西南七里南古城）所营建的祠庙中，有社主，并言为“周之右将军＂。社即土地神，同叔均所封之田祖，性质相近。秦人以畜牧为主，有社神而无田祖，故混而为一。为什么传说中叔均又为“周之右将军”呢？因叔均非周王族直系，不得称“公”，故称为“将军”；又因其非长子，而周人以左为上，故称为“右将军”。《史记·天官书》产牵牛为牺牲，其北河鼓。由这也可以看出，后代传说中的牛郎，就是由周人的田祖，即汉代以前所传“周之右将军＂叔均而来。
以《楚辞·九歌》中所反映楚人祭祀天神、地祗的状况言之，古人质朴，民间对上层社会的生活无法想象，其设想神灵的喜好，往往是凭借了自己的情感经历，所以祭神歌舞中常设想其相互恋爱的情形，也常有表现人神相恋的情节。晋傅玄的《拟四愁诗》中说：“牵牛织女期在秋，山高水深路无由。”
《楚辞》三、《周易》卦父辞与七月七日牛女相会
自古相传牵牛织女相会时间在农历七月七日。“七月七日”这也是构成“牛郎织女”传说的重要因素。确定在七月，这同七月间银河是从北向南横亘夜空有关
《周易》与七月七日牛女相会
“汉案户＂，是言天汉正对门户，也就是说，是由北向南的方向。而在此时，织女星座，两小星向东开张，牵牛星在天汉以东，如两星相对。这是形成牵牛、织女七月相会情节的基础。
至于确定在七月之七日，这又同商周时代即形成的“反复其道，七日来复＂的意识有关。《离卦》云：“畜朼牛，吉。”古以男为阳，女为阴。织女应随牵牛，而今男女分离，与卦辞合。女既离男而去，则男（牵牛）以畜牛为吉。
由以上的论述可以知道，“牛郎织女”传说孕育于中国文化的土壤，无论它的人物、情节还是传说要素，都同中国文化息息相关，深深地打上了中国文化的烙印。反过来说，它的人物、情节和传说要素的形成是受到三个方面的制约的：
（一）最早人物原形身份特征的制约。在关千这两个人物的最原始的传说中说“帝颇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云云，则织女的原型本是传说中古帝颇顼之裔孙。牵牛呢，“稷之孙曰叔均，始作牛耕＂，是人间以农耕而享祀千后代的后稷之孙。这也就确定了织女本天帝之女或孙，而牵牛为人间农民的身份特征。
（二）牵牛星、织女星和天汉在天空所处位置及其一年中变化情况的制约。
牵牛星、织女星和天河的制约
（三）先秦时代人们思想意识、原始宗教、有关传说及有关习俗的制约。
从西周末年到战国初期是“牛郎织女”传说形成与发展演变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牵牛、织女两个人物一为具有高贵地位、以纺织为技能特征的神女，一为以牛耕助力的衣民的身份，被分在天汉两侧。也就是说它的主要人物、悲剧基调和表现忠贞爱情的主题已大体确定。
先秦时代人们的制约四、“牛郎织女”传说悲剧情节的形成
战国中期至东汉末年是“牛郎织女”传说的故事情节形成、发展的阶段，也是其孕育、形成、发展与演变的第三个阶段。
年在湖北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中出土战国末至秦始皇三十年期间竹简。其中有《日书》两种。《日书》是在民俗、民间信仰和禁忌的基础上形成的，是以往经验、经历和禁忌的总结，有的是由历日干支和相对应的十二生肖附会而产生，但都是约定俗成的产物，反映着秦以前人们的认识状况及风俗、传说，总之，它是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
《日书》反映民俗秦简中反映的有关传说中，最关键的究竟是谁弃谁，说得不清楚。细审文中主语是牵牛，其言“不吉”，应是对娶妻者牵牛来说不吉；那么，所谓“不果”，也是对牵牛来说婚姻未能到底。如果这样理解，“不出三岁，弃若亡＂，是说结婚后未过三岁，织女弃家而去，使牵牛如同没有妻子一样。这样看来，秦以前所流传“牛郎织女”故事的基本情节和汉代以后所流传完全一致。这些都反映了东汉时流传的“牛郎织女”故事的状况。结合汉魏时传说来看，在战国时的传说中，应是织女被迫离牵牛而去。
秦简按我上面的理解，战国之时民间流传的“牛郎织女”传说，已同元代以后小说戏剧中的基本情节相一致。这个故事在战国秦汉时所流传的有些情节现在了解得不是很清楚，但从秦简所载结合有关文献来看，有同后代情节相合的空间。比如：
（一）后代传说中都说生有两个孩子，战国时传说中说“不出三年，弃若亡”。
（二）后代传说中是由于王母或玉帝的干预，使他们夫妻分离。
（三）因为天上的牵牛星和织女星是分在天汉的两边的，所以民间传说中，牵牛和织女这一对夫妇也被分在天河的两岸，这种情节设计的走向是由原始素材所决定的。特别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先秦时传说中也有这一对夫妻过桥相会的情节，何以见得？《三辅黄图·咸阳故城》中说：始皇穷极奢侈，筑咸阳宫，因北陵营殿，端门四达，以则紫官，象帝居。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
（四）上面说到先秦时所流传牵牛织女的悲剧应是由织女一方的家长天帝或王母所造成。传说中织女是同天帝有关的，而牵牛就其原型叔均而言，也只能算一位地祗，或人间的祖先神。这就形成了矛盾冲突，产生了具有戏剧性的故事。
那么，在较早的传说中，织女一方的家长迫使他们分离的具体情节如何呢？《太平御览》卷三一引《日纬书》云：
尝见道书云：牵牛娶织女，天帝赐钱二万备礼，久而不还，被驱在营室是也。
纬书的大量出现在西汉末年至东汉时代。关于这个传说情节的理解，侯佩锋有《“牛郎织女”神话与汉代婚姻》一文，重点论述了两汉时嫁娶奢靡之风盛行。汉代由千财礼之重使很多青年男女不能结合的状况也就可以想见。那么“牛郎织女”传说在汉代以前所形成的女方家长干预、破坏男女双方的婚姻，除门第不当这个理由之外，男方办不起财礼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这就弥补了秦简“牵牛以娶织女而不果”在根源方面文献记载的缺失。聘礼要求太重，迎娶宴席场面太大，不仅对男方和男方家是一个大的负担，甚至造成迎娶妻媳的很大障碍，对女方也是情感上的折磨。所以，“牛郎织女”故事的主题从战国到西汉主要是反对门第观念和聘礼很沉重的“买卖婚姻＂陋习。
汉代画像石中有些牵牛、织女的画。江苏徐州出土汉墓画像石上有一幅是下面画着星座，上面是一人牵着牛，显然为牵牛星。虽然画面上看不出故事情节，但联系以上材料可知“牛郎织女”的传说在当时民间的流传已很广泛，尤其在北方已成为人们常常提到、想到的话题。
汉代画像五、由萧史弄玉故事和宝夫人叶君相会故事看牛女传说早期的影响
，在这样漫长的时间当中，“牛郎织女”的传说不可能没有影响和分化。刘向《列仙传》卷上载有关千秦国风女祠的故事，我以为是牵牛织女传说分化的结果。故事如下：
萧史者，秦穆公时人也。善吹箫，能致孔雀、白鹤于庭。穆公有女，字弄玉，好之。公遂以女妻焉。日教弄玉作凤鸣。居数年，吹似风声，凤凰来止其屋，公为作凤台，夫妇止其上，不下数年。一旦，皆随凤凰飞去。故秦人为作凤女祠于雍，宫中时有箫声而巳。
此为刘向据西汉以前传说所撰。秦穆公时，秦已迁于雍。这个故事的最大特征是：女为秦国君之女，而男为替贵族服务的下层人物乐师。这也是破除了门第观念的婚配。秦人是以鸟为图腾的。秦先民有“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大业”的传说。
我以为秦穆公女弄玉的传说实际上是牵牛织女传说的最早的分化。我以为传说中秦穆公所作“风女祠＂，实即秦人的女修祠，也即织女祠。秦穆公之女与其丈夫不可能“皆随凤凰飞去”，这只能是一个传言故事。但这当中传达的某些文化资讯，却是值得重视的。尤其一个国君的女儿喜欢上了一个毫无地位的“下人＂，并结为夫妻，与“牛郎织女”传说的情节基本一致，所表现出的破除家族观念追求婚姻自由与幸福的思想，也正是“牛郧织女”传说的基本精神。由此可以看出二者之间的关系。另外，夫妻二人最后都上了天，而且是乘凤鸟，也可以看出其由“牛郎织女”传说变异改造而成的迹象。
由上面的考述可以看出，牵牛织女的传说一方面主流部分在民间流传，另一方面由于种种原因，也产生了分化和演变。在魏晋以后一千多年中“牛郎织女”的传说由千其反封建礼教和揭示了道教尊神王母或玉帝的不近人情，而一直受到挤压、覆盖和冷淡，文人笔下很少有具体的论述，我们反倒在这些很早由“牛郎织女”传说分化出来的故事中，看到了它的一些早期传播的情形。联系《三辅黄图》中“横桥南渡，以法牵牛”的记载来看，牛郎、织女一年相会一次的情节其形成是很早的。
这里再谈谈“牛郎织女”传说中乌鹊架桥的问题。现在看来，“牛郎织女”故事中乌鹊架桥的情节，也还反映着秦人的遥远的记忆：鸟同秦人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秦人看来是一种灵物，所以可以助人成事。凤凰、乌鹊，都是来于同一传说因子；传说中秦穆公之女弄玉同其夫萧史”随风皇飞去”，同牛郎、织女在鹊桥上相会，实际出于同一想象。
乌鹊架桥本文的四、五两部分谈的是“牛郎织女”传说形成与发展演变的第三个阶段。在这个阶段的末期，“牛郎织女”传说的基本情节、基本要索已大体形成。在汉末时人的诗文中所反映“牛郎织女”的传说，其悲剧的主题已经形成，七月七日鹊桥相会的情节也已经形成。
结语
直到清代产生了《双星图》传奇，此后的各种梆子戏、皮黄戏及南方的绍兴戏、黄梅戏都有《天河配》、《鹊桥相会》、《牛郎织女》之类的剧目。至20世纪初更出现了多种民间传说的采录本和各种戏剧改编本。这可以看作“牛郎织女”传说形成、发展演变的第五个阶段。
可以说，从“牛郎织女”的孕育、形成的过程可看到中国文明的进程，而从它的流传、分化、演变的情况可看出中国古代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这个古老的传说既体现了我国几千年中广大人民群众的，尤其是广大农民的愿望，也打上了古代几个大的历史阶段中意识形态与文化特征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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