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义勇为是罪而非美德

说到“见义勇为”，在当今社会来说已经相当稀缺了，可能对很多人来说不是不想而是怕了，这可能是当今社会现象导致的吧。这不是一种美德而是一种“罪”，就好比在两千多年前的秦国。

年，湖北云梦县出土了一批记载秦朝法律的简牍，其中一批名为《法律答问》的秦简中就有一条规定：“有贼杀伤人冲术，偕旁人不援，百步中比野，当赀二甲。”（有人在大道上杀伤人，距离百步以内的路人不加以救援，应罚两套铠甲。）

或许对现代人来说，这样的规定要求太高了，毕竟面对那鲜血淋漓的场面，不是所有人都有勇气与歹徒斗争的。但这项规定在当时却有着合理性：那时并没有发达的通讯条件，有罪案发生也无法立刻拨打，负责治安工作的“求盗”往往难以及时赶到犯罪现场。因此，由在场民众分担救助责任，有助于社会安定；再者，当时秦朝全民皆兵，每一个肢体健全的成年男人几乎都受过军事训练，也普遍有能力制止犯罪。

这条规定，其实还与连坐制相关。如今提起这项名闻遐迩的制度，人们大多都会觉得残酷：五家为一伍，十伍为一什，邻居们彼此之间都要互相监视，假如“什伍”中任何一人犯罪或者受到侵害，却没人去举报，所有邻居就盗同法”“与同罪”；遇上可疑人物等更要赶快“报警”，绝不能视而不见甚至窝藏他们，否则“不告奸者腰斩……匿奸者与降敌同罚”。严酷的规定让人望而生畏，这也成了秦政“反人性”的一项重要证据。

只不过，秦政的批评者很少会注意到，连坐制迫使黔首们告发的都是真实的违法犯罪行为，并不涉及百姓的日常生活。这其实是一种警民联动机制，为的是最大限度地将各种犯罪与暴恐行为扼杀在萌芽状态。《秦律》对连坐制有各种各样的限制，绝不是“一人有罪，全体连坐”那样简单粗暴地一刀切。

一方面，连坐制分外强调知情与否，《法律答问》规定：一个人偷钱之后去别人家做客，主人如果知道他的犯罪行为而不去举报，事后要被罚缴纳一面盾牌；如果没有察觉，则不必论罪；《秦律杂抄》也有一条类似记载：“吏从事于官府，当坐伍人不当？不当。”意思是自己身为吏员，如果邻居家出现犯罪行为，可以不用被连坐。

另一方面，秦朝政府也严禁诬告或匿名举报，《法律答问》规定：对于刻意诬告者，官府不仅不受理，还要以诬告的罪行所应受的惩罚来罚诬告者；如果是匿名举报，官府的吏员们收到匿名信后不得私自拆开，而是要直接烧掉，这叫“有投书，勿发，见辄燔（fán）之。”为的是防止诬告成风、陷害好人。

哪怕只是刻意夸大案情，举报者都要受惩罚。比如有人偷了一只羊，另一人知道后跑去举报，却说成对方偷了一头牛（在当时，牛的价值远胜羊），那么举报者也得受罚，这种故意夸大案情的情况，叫“告盗加赃”。

当然，为了提高黔首们举报的积极性，秦朝官府还用各种手段对见义勇为者进行物质奖励。同样是《法律答问》规定：“捕亡，亡人操钱，捕得取钱”，即如果能抓获逃亡的盗贼，抓捕者就可依法得到他身上携带的钱财；捕获逃亡的、受过“完”刑（剃掉鬓角）的城旦，可以得到二“金”的奖励。

这种情况下，不难想象民众们对各种违法犯罪行为保持着多么高涨的举报热情了。《睡虎地秦简》中的《封诊式》是一部案例汇编，这里面相当一部分案件都来自百姓的举报，验证着秦朝那遍地“朝阳群众”的现实：

某里的两名士伍发现一名男子私铸秦半两，另一名男子帮他打下手，于是主动把他俩抓获，带着个私铸的钱外加两套模具来报官；一对男女大白天通奸，被某里士伍发现，他同样将两人捕获，并给他们加上了木制械具，押送到了官府；最绝的是这个案子：一个小偷偷了牛之后逃亡了，路上发现另一名杀人犯藏身在市庸里，不知是不是良心发现，小偷抓捕了杀人犯，押送着他去官府，连带着自首。

《岳麓秦简》中还有一起强奸未遂案：“得之强与弃妻奸”案，嫌疑人也是因邻居的举报而被惩治。受害人是一位离异女性，不久前被丈夫“得之”抛弃，但一天傍晚，前夫却来骚扰她，突然将她扑倒在地，撩她的裙子，还殴打她。受害人为了稳住他，只得假意说怕在外面被人看见，还是回自家的好。“得之”同意了她的要求，拉着受害人往住处走。走到家门口，受害人大声呼救，她的一位邻居听到后立刻赶来救援，“得之”慌忙逃窜；此后在另一位邻居的鼓励下，受害人又将前夫告到了官府。“得之”因此受到了法律的严惩，被判为“隶臣”。

与此相伴的另一个问题随之而来：秦朝官府只是要求百姓见义勇为，那他们自己呢？事实上，秦朝法律对官员的约束比百姓严格多了。看看这个案子：这天有强盗闯入你家，你高声呼救，却由于邻居们都不在家，没一个人来支援，只得眼睁睁看着他把你家洗劫一空。后来官府抓获了强盗，需要按连坐制论罪。相关责任人包括你的邻居、你所属的那个伍的伍老、住的这个里的里典。应该怎样处理他们？

按一般人的理解，连坐制就是不分青红皂白地统一处罚，邻居们当然都要被论罪了，但事实上，这条司法解释的回答是，邻居们不在家，不应论处；里典、伍老虽然同样不在家，仍然要论罪。

非但这些基层管理人员，官职越高越容易被连坐。《秦律》中不时可见关于官吏连坐的律条，《史记蔡泽列传》就说：“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最著名的连坐案例，要数商鞅变法时期的太子犯案一事。秦国的太子驷犯了法，但他年龄太小又是储君，不便对其直接处罚，结果太子的两位老师——公子虔、公孙贾就不幸“躺枪”，一个被割了鼻子，另一个脸上被刺了字。

这样处理的内在逻辑是：尽管官员本身没有责任，但罪案能够发生，本身就证明他们平时工作不力。这种情况就好比如今某地出现生产事故或建筑坍塌，尽管不是上级领导直接造成的，但极可能和领导本人平时玩忽职守、没有严格监督部下有关，所以他仍然要负责任。

这才是连坐制的真正用意所在：权力和责任是对等的，百姓们必须见义勇为，官吏们更要承担相应责任，无人能置身事外，更不能直到见义勇为者牺牲或受重伤之后，才不痛不痒地表彰几句，发抚恤金了事。

“见义勇为是中华民族古老的传统美德”。下次再看到这类说法，请你一定反驳：在秦朝，见义勇为不是美德，真的不是——它是一种法律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