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华条约
（一）《江华条约》本名《日朝修好条规》，又称《丙子修好条约》，是日本与朝鲜于年2月27日（农历丙子年二月三日）在朝鲜半岛西海岸的江华岛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该条约的签订标志朝鲜打开国门，并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4年后彻底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做了铺垫。18、19世纪，朝鲜王朝的统治危机不断加深，农民起义风起云涌，而朝鲜国内的资本主义萌芽方兴未艾，在地下传播的天主教飞速发展，由实学思想演变而来的开化思想亦应运而生。面对国内外的种种变化，朝鲜政府坚持对外闭关锁国，对内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并镇压农民起义和天主教徒。年，法国以朝鲜杀害法国神父为由派军舰侵入江华岛，被朝鲜击退，史称“丙寅洋扰”；年，美国入侵江华岛，不久后被迫撤兵，史称“辛未洋扰”。经过两次“洋扰”事件，朝鲜政府重申“锁国令”，并在朝鲜全国各地竖立“斥和碑”，国门进一步紧闭，朝鲜也因此被欧美列强称为“隐士王国”。而朝鲜的邻国日本自年明治维新以后，开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实力迅速发展。由于日本资源短缺和市场狭小，加之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的尖锐，所以竭力向外扩张，朝鲜则首当其冲。日本自古以来就觊觎朝鲜半岛，曾挑起“壬辰倭乱”等大规模侵略战争，明治维新后，日本不少维新人士更是大力鼓吹“征韩论”，企图将朝鲜变成日本的原料产地（主要是农产品）和倾销市场，进而并吞朝鲜，以朝鲜半岛为跳板侵略z国。
（二）朝鲜国门的打开是侵略朝鲜的必要条件，因此明治天皇登基以后多次向朝鲜传递国书，要求朝鲜政府与之建立全新的外交关系。因为日本在国书中自称“大日本”并有“皇”、“敕”等字样，令作为中国属国的朝鲜十分气愤，所有国书均被拒绝受理。年日本和朝鲜政局相继发生重大变动吗，这年10月在明治天皇的裁决下以西乡隆盛为首的征韩派失势，以大久保利通为首的内治派掌权。12月朝鲜王妃闵妃发动宫廷政变，排挤先前的执政者兴宣大院君而掌握政权。随着两国强硬派的先后下台，朝日关系一度转向缓和，和平交涉迅速推进。但是朝鲜国内的保守派势力依然强大，他们不仅反对日本国书中的“大日本”、“皇上”之类的字眼，还反对日本使臣身着西式燕尾服参加朝鲜设的欢迎宴会。执政不久、根基未稳的闵妃集团对于反对之声也无可奈何，刚有眉目的朝日交涉又陷入僵局。与此同时日本国内也是矛盾重重，下野的征韩派蠢蠢欲动，甚至挑起叛乱（佐贺之乱）。体制内也是派系林立、明争暗斗，所以大久保政权不得不利用朝鲜问题来转移视线，这样可以一面解决朝鲜外交悬案，一面巩固政权。另外明治政府一贯致力于修正幕末不平等条约，迫使朝鲜签订近代条约也有助于此，正如英国驻日公使巴夏礼评析：“日本政府逼迫朝鲜签约，不仅可以展示它作为一个东方的蒸蒸日上的国家和近代文明的拥护者而提高其声望，还成功获得士族的好感，并转移对于棘手的国内问题的注意力。”
（三）5年4月在朝鲜交涉受挫的日本驻朝鲜釜山理事官森山茂让其副手广津弘信回国，向日本外务省提议派遣军舰开赴朝鲜，借口测量海路来进行示威，以推进日朝交涉。虽然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和外务卿寺岛宗则不赞成其计划，但广津弘信等人转而找海军大辅川村纯义（河村纯义）商量，提出派遣军舰测量北海西海的献议并得到批准，于是在这年5月25日“云扬号”等艘军舰以测量海岸为名义闯入朝鲜釜山海域示威。9月20日云扬号军舰又入侵朝鲜王朝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附近的江华湾，派出小艇向朝鲜草芝镇炮台进行挑衅。草芝镇炮台立刻自卫反击，先行对日方小艇开炮，云扬号军舰也于次日对草芝镇进行炮击。由于草芝镇官兵的顽强抵抗，日军陆战队转而于9月22日登陆永宗镇，与当地朝鲜士兵交火。日军以2人受伤的代价击毙朝鲜士兵5人、俘虏16人，并缴获大炮6门。纵火焚烧永宗镇后撤离，这就是“云扬号事件”（又称江华岛事件），该事件成为朝日《江华条约》签订的导火线。年1月8日日本政府所任命的全权办理大臣黑田清隆、副全权办理大臣井上馨在神户会合，率领载着多名士兵（水兵人，陆战队人）的艘军舰和4艘运输船前往朝鲜，准备与朝鲜交涉，追究“云扬号事件”的责任。而他们肩上更重要的使命，则是利用这次事件打开朝鲜的国门，用日本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对黑田、井上的训令来说就是：“全权使节应以与彼结约为主旨，如彼能允我修交通商之要求，即可视为对云扬号事件之赔偿，不必再行苛求。”
（四）日本政府要求使臣必须从朝鲜得到的是除釜山外在江华岛开港（后因实地勘测发现江华岛不适宜开港而改在他处）；朝鲜沿海的自由航行；云扬号事件的谢罪。日本陆军卿山县有朋赶到下关设立征韩事务局，命令熊本、广岛两镇台做好出兵准备，一旦谈判破裂就立即进攻朝鲜，日本政府还命令法国顾问保阿索那特研究国际法上可以开战的条件。然而当时日本的财政条件不允许发动大规模的战争，因此大久保政权还是期待和平解决（一种解释认为大久保政权之所以积极预备开战，主要目的是为了控制武士阶层，以防他们在交涉破裂时兴风作浪）。黑田清隆在驶往江华岛的途中担心会遭到朝鲜的炮击，请求日本政府给他增加两个大队的兵力以备不测，日本政府以违背和平主义方针为由拒绝黑田的增兵建议。在黑田、井上出发前稍早日本另派森有礼作为驻华公使前往中国北京，赋予他试探朝鲜宗主国清朝的态度的使命。森有礼代表日本政府向清廷通报云扬号事件及日本遣使“修好”的经过，扬言朝鲜如不接受日本要求的话将会自取不测之祸，试图劝说清政府干预日朝交涉（如派遣官员和日本使者一起去朝鲜；向朝鲜发送咨文；代为寄送日本致朝鲜的书函等），但都被清朝总理衙门拒绝。总理衙门认为：“朝鲜虽隶中国藩服，其本处一切政教禁令，向由该国自行专主，清朝从不与闻。今日本国欲与朝鲜修好，亦当由朝鲜自行主持。”
（五）经过与清政府官员的辩论之后森有礼在年1月20日向日本政府报告说：“所谓宗属国仅有其名而无其实，朝鲜有权与日本缔约，但同时鉴于朝鲜名义上还是清朝的属国，如同塞尔维亚之于奥斯曼帝国，因而也不应把朝鲜和其他独立国等量齐观。”他建议在缔约时不要写入此为日本与朝鲜对等的条约以及互派常驻使臣之类的条款，只要求在京城和通商口岸设置领事即可。他还观察到交涉过程中彼等（总署官员）无愤发之气色，亦更未显注意朝鲜祸福之状，想必是因支那内部不洽之形势，无他顾之余力耳。森有礼在中国获得的情报迟至年2月24日才为黑田清隆等所知，此时离《江华条约》签订只有天，朝日双方已基本上达成一致，所以并未对谈判本身造成影响。清朝礼部则将总理衙门与森有礼交涉的相关文件以“五百里飞咨”传递给朝鲜（朝鲜在年2月4日接收），要朝鲜国王酌办，此举被认为对朝鲜政府的决策产生一定影响。朝鲜在“云扬号事件”以后根本不知道是日本入侵，直到隔年1月才得知系日本所为，并被釜山倭馆通知日本使节将来朝鲜，若大臣不出接，须要直进京城。朝鲜政府紧急召开时原任大臣会议讨论对策，经过主战派和主和派的激烈争论，年1月0日朝鲜政府以申櫶为接见大官、尹滋承为副官，派往江华岛交涉。2月10日黑田、井上在江华岛登陆，日朝谈判正式拉开序幕。
（六）从2月11日到2月20日朝日双方进行4次谈判，第一次谈判时日本军队以庆祝纪元节为借口肆意鸣枪放炮来耀武扬威，对朝鲜方面起了相当大的震慑作用。期间日方代表抛出云扬号事件责任问题和朝鲜拒绝书契问题，质问朝鲜是否“悔悟”。朝方代表则强调日本背信弃义和无故侵犯在先，而且云扬号挂的是黄色旗帜，并非日本国旗。还举出由清政府提供的年日本人八户顺叔在香港报纸上发表的侵略朝鲜的言论，以揭露日本的野心，此轮谈判无果而终。2月12日第二次谈判时日方代表拿出1项修好条款，限期十天答复。2月1日第三次谈判时日方代表公然进行武力威胁，申櫶在给朝鲜政府的报告中说：“彼人接话半晌，以书契答复事、条约册子事速即禀达回报之意重言复言。彼曰‘事不如意，则将有屡万兵下陆之弊矣，预为谅悉，勿至两国失和之境’云，隐然有恐吓之语，极可愤惋。”由于朝鲜代表的身份是接见大官而非全权代表，所以面对日本的胁迫时无法单独决定缔约问题，遂将日本提出的1项修好条款呈送朝鲜政府以待决策。此时朝鲜民间正掀起一股抗议对日缔约的浪潮，谈判期间（特别是日本放出数万大军将入侵朝鲜的风声后）朝鲜到处流传日本将攻入汉城的消息，倭人即今入京，长安（汉城）人民，哭声动地。江华炮声如雷，京中男女，奔走东西。
（七）以崔益铉为首的大批儒生在汉城王宫门前持斧上疏，坚决反对同日本谈判乃至缔约。崔益铉提出“倭洋一体”论，并指出这个条约的不平等性质，预见这些条款将对朝鲜社会产生的冲击以及日本吞并朝鲜的野心，表示如果政府不接受他的主张就立即以斧劈头而死。已经下野的兴宣大院君也上书表示接受日本要求就是“自取灭亡”，并斥责闵妃集团向日本妥协的行径，声称：“我有家僮，可率以殉，则青邱三千里，岂非贤圣祖宗培养之遗裔乎？”不辞与日本一战。但当时实际统治朝鲜的闵妃集团在开化派大臣朴珪寿的影响下倾向于开放，又害怕兴宣大院君趁机夺权，并且畏惧日本的武力威胁，便不顾朝鲜全国上下的强烈反对决定与日本讲和缔约，还弹压崔益铉等示威者。经过对条约草案的连日研讨，朝鲜政府于2月18日同意与日本签订条约，但对条约前言中的“大日本国”和“皇帝”字样及6项条款提出异议。由于日方的首要目的是签约，所以也作出部分让步，如将前言中的与“大日本国”相对的“朝鲜国”改为“大朝鲜国”，将“日本皇帝”和“朝鲜国王”改为“日本国政府”和“朝鲜国政府”；取消永兴开港的要求，删除片面最惠国待遇的条款等。但没有修改居留地、领事裁判权等朝鲜方面提出异议的条款，朝鲜亦无进一步的修正案，因此双方在2月20日的第四次谈判中就条约达成一致，此后日朝双方又就谢罪照会和御名御宝的问题发生争执。
（八）就前者而言日本对朝鲜出具的照会内容不满意，批评其内容全是朝鲜的自我辩解而毫无谢罪之意，且只字不提云扬号事件。就后者而言日方则以各国通例为由坚持要求批准书上必须有御名御宝，朝方认为国王名讳不能签在颁给臣子的文书上，而且只能盖用于交邻的“为政以德”之印而不能盖国玺，为此黑田等一度撤退到船上，以示谈判破裂。而后日朝都做出一定妥协，朝鲜修改照会内容，提及云扬号事件，表达遗憾之意。虽然修改过的照会也没有谢罪的意思，但日本代表只好将其当做谢罪照会来受理，其后日本政府对外宣称朝鲜已经向日本谢罪，但并未公布照会内容。日本也同意朝鲜国王在批准书上用印即可，不必署名，朝鲜则临时赶制“大朝鲜国主上之宝”（不用清朝下赐的满汉文“朝鲜国王之印”），钤于批准书上。在日朝交涉的过程中日本人得到朝鲜开化派官员吴庆锡的暗中帮助，当时作为日方随行人员的野村靖在日记中写道：“没有吴庆锡的话大概不会如此迅速地了结，我们极其感谢。”年2月27日朝鲜与日本在江华府演武堂签订《日朝修好条规》（当时朝鲜称为“丙子修好条规”，后世通称《江华条约》或《江华岛条约》），为了解决遗留问题，同年日本代表宫本小一又来朝鲜，同朝鲜签订《江华条约附录》和《朝日通商章程》。《江华条约附录》本名《日朝修好条规附录》，是《江华条约》（即《日朝修好条规》）的一部分，它是日本和朝鲜根据《江华条约》第十一款关于“订立通商章程”的内容而于年8月24日在朝鲜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签订的。
（九）这一条约规定日元在朝鲜通商港口的自由流通权，进一步破坏朝鲜的主权，并威胁朝鲜的经济安全。年2月26日日本和朝鲜在朝鲜江华岛签订《日朝修好条规》（通称《江华条约》），标志朝鲜打开国门，同时也使日本和朝鲜建立近代外交关系。《江华条约》实质上是日本模仿年中英《南京条约》和年《安政五国条约》中的《日英条约》而强迫朝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条约内容极为相似，而且也规定专行再议通商章程的事宜。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又模拟《南京条约附件》、《五口通商章程》以及《日英条约附录》、《日英通商章程》等条约，起草《修好条规附录》和《朝日通商章程》两个文件，企图利用朝鲜政府对国际惯例的愚昧和己方利益的无知逼其就范，进一步扩大其侵略权利。《江华条约》的确遗留许多问题，朝日双方也各有不同的要求，比如公使驻京问题、关税问题和开港场所问题等等，于是朝鲜和日本开始最早的交往和互动。年月朝鲜政府以金绮秀为修信使，率领75人组成的使团访问日本。日本对他以国宾之礼隆重款待，明治天皇亲自接见，并让朝鲜使团参观日本的政府、工厂、农场、学校等场所。日本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对朝鲜在威逼的同时施以利诱，使其减轻对日本的警惕，顺从日本提出的侵略条款；另一方面则是向朝鲜修信使一行炫耀日本明治维新的成果，传递日本的善意，为培养朝鲜亲日势力奠定基础。果然7月底金绮秀一行归国后他们的见闻录对朝鲜国内产生很大影响，就连朝鲜国王李熙（朝鲜高宗）也对日本产生兴趣。
（十）在这种背景下日本政府根据《江华条约》第十一款“两国既经通好，须另设立通商章程，以便两国商民。且并现下议立各条款中更应补添细目，以便遵照条件。自今不出六个月，两国另派委员，会朝鲜国京城或江华府商议订立”的规定于年6月28日派遣外务大丞宫本小一为理事官前往朝鲜协商遗留问题，以期立约。宫本小一一行除外务省人员外尚有海、陆军官随行，乘军舰“浅间号”于年7月日由东京出发，7月25日到达朝鲜仁川府，在济物浦登陆。7月0日抵达朝鲜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留宿于西大门外清水馆。8月1日宫本前往景福宫谒见国王李熙，8月5日在清水馆与朝鲜政府的代表——讲修官赵寅熙开始会谈。这时宫本将已拟定好的《修好条规附录》和《通商章程》的条款提出并说明其内容，征求赵寅熙的意见。赵寅熙说：“本人无意见，待将两提案呈报政府审阅检讨后再回答。”8月7日赵寅熙将朝鲜政府的回答书交出，其主要内容是：“关于通商章程问题，我国曾不通外国，百姓人民初不识此等规例。如今突然议订此约，将使人民惊骇而疑惑；关于公使驻京问题，港口设官既足管理，则必无事务之烦于使臣。而如有不可不商议裁处者，小则书契往复，大则两相通使，未为不可。开馆驻京实难奉施；
（十一）关于日本人在朝鲜国内旅行问题，港湾内日本人民行进程限，一依草梁倭馆界限为宜。而买办售卖之节，自在限定之内，不须更烦论难；关于贸易问题，物资之流通，市铺之殷盛，可期于开港之处。而若复散行各处，往来无常，则恐滋意外弊端，毫不两相利益。此一款亦不得奉施。”由此可知当时的朝鲜政府对日本政府所提出的《修好条规附录》及《通商章程》的提案中有很多条款甚难同意，因此双方争论不休，使交涉的时间拖延得很长，出乎日本人的预料。8月9日宫本小一与赵寅熙举行第二次会谈，就双方意见不一致的地方进行讨论，但得不到结论即散会。8月10日继续会谈，仍是如此。次日宫本乃要求朝鲜政府有威望的判中枢府事申櫶参加会谈，以期早日解决之。8月1日申櫶偕工曹判书尹滋承一同与会，讨论数小时对通商章程条款的意见渐趋一致，但日本公使驻京及日人之内地旅行问题仍难解决。经过自8月16日起连续6次协商，宫本与赵寅熙达成妥协，日本放弃公使驻京的要求，同时其游历范围也被限定在开港口岸十里之内。会谈的结果终于得到朝日双方的同意，于8月24日花押签字，正式缔结《江华条约附录》。《江华条约附录》共有11款，其中对朝鲜不利且欠缺平等互惠的条款是第七款货币的使用及铸造问题。按国际法律的规定及惯例，在朝鲜国内凡交易、购买或贩卖任何物品必须使用朝鲜国货币，即使在开港通商地区也应该如此。
（十二）日本货币在朝鲜开港地区通用是不合法的，否则将会扰乱朝鲜国的金融，有碍民生。“两国人民敢有私铸钱货者，各用国律”也是很不合理的，应一律按朝鲜国的法律裁断才是。第九款强调《江华条约》中第七款关于日方享有的勘测朝鲜沿海的权利，日本可任意测量朝鲜沿海形势，将破坏朝鲜国防的安全，使日本可随时派军舰威胁朝鲜。《朝日通商章程》又称《贸易规则》，是《江华条约》（即《日朝修好条规》）的一部分。它是日本和朝鲜根据《江华条约》第十一款关于“订立通商章程”的内容而于年8月24日在朝鲜王朝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签订的。《通商章程》由日本单方面提出，签订时并无修改，与《江华条约附录》同时签订（签订背景及过程参见词条江华条约附录）也是一个不利于朝鲜的不平等条约。其中关于无关税的规定是日本对朝鲜赤裸裸地欺侮，严重破坏朝鲜主权。根据朝日《通商章程》的第六则的规定朝鲜准许对日本输出农产品，这意味着日本可以任意掠夺朝鲜的粮食等必需品。这直接导致朝鲜贫困加剧、农民破产，对朝鲜社会矛盾的激化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并被认为是包括东学党起义在内的19世纪末朝鲜诸多农民起义爆发的重要原因。另外根据《通商章程》第七则及宫本的照会，朝鲜无关税，进出口货物一概免征，这对朝鲜政府的国家财源收入损失太大。
（十三）年8月朝鲜修信使金弘集出使日本东京时，曾至中国公使馆与公使何如璋、参赞黄遵宪谈到朝日两国间的贸易、进出口货物不征关税的问题时，何、黄等闻之大为惊骇。何如璋说：“西例通商，惟欲己国有益，故两国往来，税则无论出入口，均由本国自定。”强调关税的自主及其重要性。黄遵宪也说：“与他人立约必声明细则，由我自主之一语。”力劝金弘集归国后尽速设法与日本交涉，修改两国间的《通商章程》，以收回朝鲜的权益。直到年朝鲜才在清朝的支持下与日本订立关税，结束无关税时代。对日本而言《江华条约》是日本大陆政策第二步（吞并朝鲜）的实施开端，为日本进一步掠夺朝鲜以及后来对z国的侵略作了准备。在条约签订后随着朝鲜开放釜山、元山、仁川等港口，日本就迅速利用《江华条约》赋予的一系列特权从朝鲜夺取农产品、倾销商品。在进行经济侵略的同时日本也逐步开始对朝鲜的政治渗透，为其最终将朝鲜列为殖民地开辟道路。日本还透过近代欧美国家通用的国际公法理念与主权国家思想在条约第一款特别声明“朝鲜国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国平等之权”，这是模仿《中英天津条约》第三款所定的条款。明治政府的真正目的是想借“自主”与“平等”之名以否定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以便此后日朝间如有任何纠纷，日本可据此以拒绝中国的介入与干预。比如之后的甲午中日战争中日本方面就是以《江华条约》作为依据，声称朝鲜乃帝国首先启发使就与列国为伍之独立国，并以保障朝鲜的独立作为借口发动战争的。
（十四）对朝鲜而言《江华条约》签订后朝鲜的主权遭到严重破坏，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并且是朝鲜被日本吞并的第一步。外国商品如潮水般涌入朝鲜，而朝鲜赖以生存的基本生活用品（如粮食等）则源源不断地输往外国（主要是日本），造成朝鲜的进一步贫困，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日本的掠夺性贸易被认为是朝鲜近代史上多次骚动和民变（如东学党起义）的重要原因。同时《江华条约》也使朝鲜初步开放国门，在条约缔结不久后即派遣以金绮秀为首的修信使团赴日，开始对外部世界的接触，客观上促进朝鲜的近代化。直到2年《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的签订会朝鲜才全面开放门户，汇入世界文明和全球市场的大潮之中。对中国而言通过《江华条约》的日本否定z朝之间既有的宗藩属关系，为其逐步吞并朝鲜并挑起侵h战争做了铺垫。条约签订后日本把这一条款当成推行大陆政策的重要法宝，在z日朝关系的所有重大关头都反复祭起这件法宝，直至挑起中日甲午战争。《江华条约》第一款的订立绝不是为了尊重朝鲜的主权，而是日本为打开朝鲜大门，割断z朝同盟关系而精心策划的一个阴谋。本来中国宗属关系是z朝两国之间的关系，它不依赖第三国的承认而存在。但是当日本承认朝鲜为自主国并且朝鲜接受这种承认之后，朝鲜就不能再作为z国属国的身份与日本交往，也就等于在日朝关系中否定z朝宗属关系。日本的目的就是要给z朝同盟设置障碍，把朝鲜隔离开来，然后进行宰割，在这个问题上日本完全达到它的目的。
朝美修好通商条约
（一）《朝美修好通商条约》又称《薛斐尔条约》，是2年朝鲜王朝和美利坚合众国签订的条约。这个条约是在当时朝鲜的宗主国清朝的斡旋下签订的，它是朝鲜与外国缔结的第二个通商条约，也是朝鲜与欧美国家缔结的第一个条约。条约规定美国享有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等权利，因此对朝鲜来说是一个不平等条约。《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的签订有着非常重大的历史意义，它标志着朝鲜的门户向世界全面敞开，也意味着朝鲜半岛进一步走上世界大国竞争的前台，变成列强的角逐场所。2年签订的《朝美修好通商条约》是在清朝、朝鲜王朝和美国三国互动、协商的情况下达成的，朝鲜王朝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一直厉行锁国政策，曾击退法、美入侵舰队，并在全国各地竖立斥和碑。碑面写道：“洋夷侵犯，非战则和，主和卖国，戒我万年子孙。”体现出朝鲜坚持闭关锁国的决心。朝鲜也因此成为东亚最晚开放门户的国家，被西方国家称为“隐士王国”。年日本以武力强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成功打开朝鲜的国门。虽然《江华条约》签订数年后朝鲜政府并没有与欧美列强缔约通商的行动和打算，但该条约的签订毕竟为后来《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的签订打下基础。而此时的美国在沐浴工业革命和南北战争的洗礼之后资本主义空前发展，实力不断强大，开始把触角伸向远东地区，企图打开当地的市场，便于美国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19世纪中期美国辉格党政府实行重商主义政策，先后打开中国和日本的国门，美国内战之后执政的共和党也继续遵循商业扩张原则，作为其东亚政策的基本准则。
（二）朝鲜半岛自然不出美国视野之外，但由于朝鲜王朝对内加强中央集权，对外坚持锁国政策，美国在日本成功使用的“炮舰外交”竟没能在朝鲜奏效。年发生舍门将军号事件，美国商船“舍门将军号”驶入朝鲜大同江，要求朝鲜政府与之通商，结果商船遭到攻击而沉没。年美国亚细亚舰队进攻朝鲜江华岛，史称“辛未洋扰”，虽然取得军事胜利但由于朝鲜军民的坚决抵抗而撤兵作罢。在沉寂数年后随着《江华条约》缔结的消息传来，一些美国人再次提出开放朝鲜国门的要求。8年4月8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参议院海军委员会主席萨金特提交一份议案，要求参议院授权美国总统任命一名全权代表，在日本的友好协助与支援下与朝鲜缔约，并认为与朝鲜缔约的好处除了救助遇难船员、通商贸易外还可以防止俄国的侵略。但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并不重视这一议案而未予审议，不过这个议案的出炉意味着朝美破冰势在必行。朝鲜的宗主国清朝政府由于洋务运动的发展实力有所增强，而清廷对朝鲜的一贯政策是内政外交从不与闻，对朝鲜的对外开放也持消极态度，在“丙寅洋扰”和“辛未洋扰”时已充分体现出来。4年日本侵略tw期间被清政府雇佣的法国人日意格透露日本在侵台之后将用兵朝鲜，因此建议朝鲜与法、美缔约通商以防日本。
（三）但清廷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却认为：“高丽国小而完，熏吓不动，中国似未便劝令与法、美通商。况美无远略，法多内患，实不暇此。”后来清朝礼部给朝鲜的咨文中虽然转述日意格的意见，但也未鼓励朝鲜听从。然而经过《北京专约》和《江华条约》的订立，日本的威胁和朝鲜的危机逐渐浮出水面，清政府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首先是年10月李鸿章致朝鲜领中枢府事李裕元的书函中指出：“西洋英、俄诸国专务通商，地球从内几无不到。兹日本既导先路，诸国或思步其后尘。此中操纵机括，谅老成谋国者必能措置咸宜也。”暗示朝鲜与欧美缔约通商。其次是以9年日本吞并琉球为契机更刺激清政府对朝政策的调整，由以前的消极应付转变为积极干预。9年6月清福建巡抚丁日昌在条陈海防事宜时专门提到朝鲜问题，丁日昌的意见中最有说服力的部分莫过于“不使朝鲜蹈琉球覆辙”的理由，除此之外当时盛传的“俄国威胁论”也是促使清政府改变对朝政策的另一原因。总理衙门受到丁日昌的奏折启发，正式决定采取行动，设法让朝鲜同欧美缔约通商。但清政府的对朝政策不可遽然改变，无法下命令强迫朝鲜，只好采用劝导的手段。于是让李鸿章又一次致函李裕元，明确提出让朝鲜先与英德法美交通，不但牵制日本，并可杜俄人之窥伺。
（四）李裕元拒绝这个建议，不过在次年清朝驻日使馆对朝鲜使臣金弘集所做的工作却取得意想不到的成功，驻日参赞黄遵宪写的以“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为中心思想的《朝鲜策略》，不仅极大地影响朝鲜决策层，更在朝鲜引发政治地震。总之随着日本与俄国的威胁增大，清政府一方面认为朝鲜与欧美建交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则本着“以夷制夷”的观念，希望引进欧美势力以制衡日、俄对朝鲜半岛的威胁，进而保障中国的安全，清政府对朝鲜外交政策的主张和影响也为2年《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的签订创造条件。8年秋美国政府决定派遣海军中将薛斐尔周游中东、东亚，以促进美国对亚非贸易的发展，其中一项使命就是尝试打开朝鲜的国门。薛斐尔于8年12月初由美国出发，取道非洲西海岸北上，经地中海、红海、波斯湾、印度洋于年4月15日抵达日本长崎。薛斐尔到日本后设法与朝鲜建交，薛斐尔曾在年奉命率赴朝鲜调查过舍门将军号事件，但无功而返。他本人力主通过海军在全球扩大贸易、传播“美国信念”。他对朝鲜也早有打开其国门的野心，因此他对此次朝鲜之行可谓踌躇满志，认为十多年之后完成计划的机会终于来了。此次他来日本之前美国国务院就已经委托日本政府居间协调，日本外务卿井上馨担心日朝关系因此恶化，但又不好拒绝美国人的请求，所以训令驻釜山领事近藤真锄协助薛斐尔打通朝鲜东莱府方面的关节。
（五）薛斐尔来到釜山后请近藤代为会晤东莱府使沈东臣，但沈东臣以不得接触洋人、不得上呈书契的规矩而予以拒绝。薛斐尔返回日本后经过与美国驻日公使平安商量，拜托井上馨亲自出马，写信给朝鲜礼曹判书尹滋承，这样薛斐尔书信也能附于信后而送到朝鲜人手中。井上只好答应写信，劝导朝方与美国建交，并将薛斐尔书信译为汉文附于信后，由近藤真锄递交给朝鲜政府。到了年8月11日访日的朝鲜修信使金弘集将尹滋承的回信和薛斐尔书信一并呈给井上，朝鲜方面借口薛斐尔书信中把“Corea”翻译成“高丽”是辱国（高丽王朝是朝鲜王朝的前朝，将“朝鲜”译成“高丽”就相当于把“大清”译成“大明”一样），因而退还薛斐尔书信，美国依靠日本斡旋来促成朝美建交的希望便破灭了。在“辛未洋扰”时美国曾请清政府介入美朝关系，却被清政府拒绝，所以此次美方起初并未有联络清廷的打算。但薛斐尔在等待朝鲜回信时就已经预计不会有好消息，于是他转向驻长崎的中国领事馆求助。领事余瓗将此事上报中国驻日公使何如璋，何如璋原本就有劝朝鲜与欧美修好以防俄的构想，因此对美方的求助极为重视，在年6月7日上报总理衙门。朝美建交正好符合李鸿章“以夷制夷”的战略方针，而李鸿章更为了避免因为美日合作而使中国在朝鲜地位边缘化的状况出现，故在得知美国人主动找上门来的消息后，便迫不及待地于年7月2日邀请薛斐尔访问中国天津。
（六）8月25日薛斐尔抵达天津，翌日会见李鸿章，向他表达借中国之力与朝鲜建交的愿望，李鸿章也答应致函朝鲜政府加以疏通。李、薛两人抵掌而谈，一拍即合。同年11月薛斐尔返回美国述职，美国国务卿布莱恩赞成透过中国与朝鲜缔约的建议，便于1年月15日任命薛斐尔为驻华使馆武官，前往中国负责对朝缔约事务。清政府也在1年2月2日批准将朝鲜外交事务从礼部完全移交北洋大臣和驻日公使，中国斡旋朝美建交的过程就此展开。就在李鸿章与薛斐尔达成共识之际对朝美建交起到关键性作用的事情发生了，这就是黄遵宪赠给金弘集《朝鲜策略》。出使日本的朝鲜修信使金弘集在与日方交涉的过程中顺便多次进出中国驻日使馆，与中国驻日公使何如璋和参赞黄遵宪进行笔谈。何、黄向金弘集指出打开国门与欧美建交的重要性，而且黄遵宪还亲自写了名为《朝鲜策略》的小册子赠与金弘集，论述朝鲜应当亲z国、结日本、联美国，一起抵制沙皇俄国的南下，并强调在联美国方面要“急缔善约”。《朝鲜策略》被带回朝鲜后直接促成朝鲜政府态度的变化，此时无论是朝鲜国王李熙（朝鲜高宗）还是领议政李最应（兴寅君）都对《朝鲜策略》深表赞同，但这也引起朝鲜国内的轩然大波。保守儒生于次年发起“辛巳斥邪运动”，上疏抨击《朝鲜策略》，斥责黄遵宪和金弘集引狼入室，坚决反对与美国缔约建交。
（七）这次以上疏为主要形式的政治运动遭到朝鲜政府的严厉镇压，甚至还引发文字狱，多名儒生因为上疏文中语出不敬而被处死或流放，到1年秋破获安骥泳的举事后朝鲜政府才算暂时压服反对声音。年冬朝鲜国王李熙派密使李东仁、卓挺埴先后来日本，向中国驻日使馆转达对《朝鲜策略》的信服，并恳请何如璋公使出面斡旋朝美关系。1年初朝鲜政府又派李容肃出使中国，向李鸿章表达欲与欧美立约之意，请求李鸿章“一一开诲硕划”。李鸿章遂令幕僚马建忠和郑藻如等代拟朝鲜与各国通商章程，交李容肃带回朝鲜。又命郑藻如修书于朝鲜贡使任应准，论述“联美七利”，提议朝鲜迅速派要员来华协商。由于“辛巳斥邪运动”正在蔓延，所以朝鲜政府虽有意与美国建交，却无法立即派出使节。但是z美两国联手合作，加上朝鲜政府的态度转变，《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的签订已是水到渠成，任何腐儒的意见都无法阻挡历史车轮的前进。1年夏薛斐尔回到中国，两度就朝美建交的进展问题询问李鸿章，李鸿章并未对薛斐尔作出肯定答复，只劝他耐心等待。性急的薛斐尔对此十分恼火，甚至怀疑李鸿章有食言的可能。与此同时朝鲜译官李应浚为通报朝鲜将派学徒学习洋务之事来津，李鸿章趁机命郑藻如再次修书于朝鲜，督促朝鲜派使节来天津与薛斐尔接洽。不久后朝鲜预定的使节赵龙镐暴死，朝鲜政府遂改派金允植为领选使，率学徒来华并确认与美国缔约建交一事。
（八）1年12月薛斐尔获知朝鲜议约使臣即将来华的消息，2年1月19日他收到美国总统阿瑟授予他对朝议约的全权委任状，于是计划在2年春在天津议约，5月赴朝鲜签约。清廷也在2年1月2日颁布上谕称：“朝鲜久隶藩属，自应随时维持调护，即以固我边陲。该国必与美国订约，则他国不至肆意要求，于大局实有关系。着李鸿章随时相机开导，妥为筹办，该国联美之计。为日、俄各国所不愿，该大臣亟应加意慎密，毋贻口实。”正式将斡旋朝美缔约的任务交给李鸿章负责。稍早前的2年初朝鲜国王李熙派的领选使金允植及学习洋务的60名学徒抵达中国，而金允植身上更重要的任务则是确认与美国缔约建交一事，正如他后来回顾的那样：“盖议约事居十之八九，而学造事不过一二耳。”李鸿章在保定府与金允植接洽，起初朝方恳请清朝皇帝“明降诏旨”要求朝美缔约，由清政府派员主持，李鸿章为了不“转予外人以挟持之柄”拒绝此提案。随后金允植又奉国王密谕，请求李鸿章代为主持，最后决定朝鲜派出全权使臣在天津议约、在朝鲜签字。还将马建忠、黄遵宪、李东仁所拟的三种条约草案反复比对，确定包括“属国自主”（朝鲜承认自己是清朝属国，但外交自主）、征收关税、不立教堂等原则。然而因为朝鲜国内排外情绪还很浓厚，国王难以公然派遣全权使臣赴华议约，所以李鸿章在2年月下旬回天津后便代替朝鲜和薛斐尔谈判，津海关道周馥、二品衔候选道马建忠及美国驻华公使何天爵亦参与其中。
（九）他们从月25日到4月18日进行五次会谈，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属国自主”条款，薛斐尔认为美国只能跟独立自主的对等国家缔约，故坚决反对条约中出现“属国”字样。经过几番折冲后双方决定空出第一款“属国自主”条款，等待美国政府的指示，不得已由朝鲜政府在该条约外另备照会声明z朝的宗藩关系及朝鲜的“自主之权”。其他条款并没有明显争议，于是李鸿章和薛斐尔在谈判结束后草签条约，《朝美修好通商条约》就基本定稿，随后李鸿章让李应浚将约稿带回朝鲜。2年月朝鲜政府派鱼允中、李祖渊二人赴天津参加预备会谈，4月22日鱼允中、李祖渊尚在途中，而薛斐尔却不肯久留中国，遂携与李鸿章草签之约稿赴烟台，准备动身前往朝鲜。李鸿章一面将此事通报朝鲜统理机务衙门总理大臣李最应及朝鲜国王李熙，一面派马建忠与统领北洋水师记名提督丁汝昌乘军舰偕往，协助薛斐尔与朝方顺利缔约。5月8日马建忠一行先抵朝鲜汉江口，与朝鲜官员李应浚、赵准永、金景遂等及日本驻朝公使花房义质进行接触，乘坐美国军舰“斯瓦塔拉号”（汕岛号）的薛斐尔于5月11日才到达朝鲜。5月14日朝鲜国王所派的议约大臣申櫶、金弘集姗姗来迟，先后登上中美军舰拜访。马建忠要求朝鲜官员代国王行三跪九叩礼、恭请皇太后、皇上圣安，并令其准备全权委任状和“属国自主”照会，将他本人拟好的“属国自主”照会草稿交给金弘集。
（十）而薛斐尔则以印度被殖民统治来警告朝鲜，并鼓励朝鲜自强，又设盛宴款待，令朝鲜使臣对其“殷勤之怀”颇为感动。当时朝美两国都没有对方语言的翻译官，故需通过中国翻译辗转沟通。5月15日申櫶、金弘集邀请中美官员来仁川府衙享用朝鲜料理，此后朝美双方举行谈判，除了朝鲜要求禁止米谷输出以外未有其他异议，双方妥协的结果是允许朝鲜“暂禁米粮出口”，并限于仁川严格禁止米谷输出。5月19日金弘集将委任状和照会出示给马建忠，双方签约手续至此具备。5月20日朝美双方代表在仁川府衙交换全权委任状，2年5月22日上午申櫶、金弘集与薛斐尔在济物浦（今韩国仁川）花岛镇临时搭建的一个帐房里签署《朝美修好通商条约》，同时薛斐尔还收到朝方提交的“属国自主”照会（薛斐尔自称是两天后才收到的），此后举行鸣炮仪式（美国对朝鲜鸣炮21响，对z国鸣炮15响，z国军舰答炮15响）。以上所有过程均在马建忠、丁汝昌二人指导或监临之下进行，惟于条约签字之际马、丁二人回避于别室。值得一提的是后来演变为韩国国旗的太极旗（无卦）在条约缔结仪式上首次被使用，《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的议定引起日本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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