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出自《史记》，是西楚霸王项羽之后的谋士范增拜见项梁时所说，它的意思是“即使楚国只剩到三个氏族（而非许多人想当然认为的“三户人家”），最后灭亡秦国的，也必然是楚国。”
“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怀王入秦不反，楚人怜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史记项羽本纪》
如果这句话仅仅只是范增用来鼓动和说服项梁的说辞，那么，在今天它可能不会如此脍炙人口。然而之后的历史却证明，“亡秦必楚”并不仅仅只是口号那么简单。
亡秦必楚无论是领导大泽乡起义的陈胜吴广、以楚怀王熊心为旗帜建立反秦联盟的项梁，抑或最终攻入关中，覆灭秦王朝的刘邦、项羽等人，毫无例外的皆是楚人。
对此，司马迁也不禁感慨道：
“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史记秦楚之际月表》）
可见，在太史公看来，秦汉迭代之际，推翻秦朝统治的诸次重要事件，都少不了楚人的参与。从这点来讲，“亡秦必楚”之说，几乎一语成谶。
更值得注意的是，从《史记项羽本纪》中“故楚南公曰”句可以看出，“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说法，并非范增所首创，而是战国末期楚南公的旧说。彼时，楚国虽已覆灭，但秦国尚未吞并六国建立帝业，陈胜吴广起义更是无从谈起。
西楚霸王项羽若排除“亡秦必楚”之说如《推背图》那般，为后世好事者处于种种利益驱动而伪造的情况，这句谶语的“含金量”也就可想而知。
当然，阴阳五行家所谓“善于推衍天运历数”的说法，自然并不可信。与其说这些阴阳家有“善断阴阳更迭”之能，不如说这些“谶语”他们是在综合了政治、社会和军事等信息之后，所推理和推断出的结论，有时，他们甚至会以天文、气象以及自然界的变化附会人事，以增加这些结论的神秘感。
那么，楚南公“亡秦必楚”的谶语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现实背景呢？
一、东南有天子气：始皇帝难以介怀的隐忧
1、秦始皇第五次出巡：一场近乎强行军的巡游之路:
秦朝建立后，始皇帝作为帝国统治者，曾经五次以“出巡”的名义，巡历四方。而这其中有多次是以楚国旧地作为重点目的地。最特殊的则是第五次巡游：始皇三十七年，秦始皇从咸阳出发，径直前往东南楚国旧地云梦（今云梦县）。
之所以说是“径直”前往，是因为自咸阳至云梦，仅直线距离就长达公里，而根据《史记》记载，这次出巡共用时一个半月。结合古代糟糕的路况及秦始皇49岁的年龄而言（他便是在这次巡游中死于沙丘），日行30余公里，不亚于一场强行军。
对于这次巡游的原因，《史记》中有着详尽的记载：
“三十六年，荧惑守心……始皇不乐，使博士为《仙真人诗》，及行所游天下……”。在许多文章中，人们经常以此作伐，指责始皇帝对于种种天象的敏感，但事实上，巡游一事本就兹事体大，作为帝国统治者，即使再迷信于方士，秦始皇也不至于在明知身体年老体衰之后，仍因为两三件不可预测的鬼神之事轻易动身千里。
荧惑守心正因如此，他如此急不可耐的选择巡游东南，其实另有原因。
2、“因东游以厌之”：秦始皇频繁巡游是为了压制和化解关东六国旧地的反秦之心:
巡游天下本身并非易事。
譬如在巡游浙江时，因“水波恶”，秦始皇车队不得不“西百二十里”渡水，最终到达目的地会稽山，祭祀大禹。而在泰山封禅时，更是“风雨暴至”，只能“休于树下”。与后世游客们“说走就走”的悠然自得相比，秦始皇的巡游之路，堪称“栉风沐雨”。这种舟车劳顿，对于养尊处优的帝皇而言，自是无比艰难。
但这种巡游，却也是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进行的一次次政治宣传。
作为在函谷关以西建立的帝国，秦朝与山东六国自一开始就有着颇多的差异存在。与素来注重血统与传承的关东六国相比，春秋初期还仅仅只是西戎边陲小国的秦国，虽与六国并称为“战国七雄”，却一直格格不入。
而在其东迁扩张的过程中，其蚕食鲸吞的举动也逐渐为它带来了“虎狼之国”的恶名。
这一称呼，既是六国对秦国的敌视和谴责，也是前者与后者渐生隔阂的原因。以耕战立国的秦国，在统一之路中“不择手段”的种种表现，也成为了其统一之后动乱的根源之一。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秦始皇开始试图以巡游缓解这种矛盾的酝酿。
秦始皇在位期间的五次巡游，最大的一致性在于其每次巡游都会抵达东海之滨，并刻石记功。而始皇二十八年的巡游，更是在泰山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封禅大典。
琅琊刻石拓本这些被记录在石刻上的文字，并不仅仅表现了始皇帝的好大喜功，相反，如《峄山刻石》、《泰山刻石》、《琅琊刻石》这些流传后世的碑文，其内容无一例外都表达了始皇帝对于齐鲁文化的钦慕。而最后一次东巡中，云梦更是成了秦始皇“望祀”舜帝的关键场所。而《会稽刻石》，正是这次祭祀活动的重要证据。
《史记高祖本纪》中称：“秦始皇帝常曰：‘东南有天子气’，于是因东游以厌之”。
“天子气”，是阴阳家“望气”之说的一种。对于天子而言，其居所之外出现“天子气”，无疑是一种政治危机。
然而，这种政治危机的确定并不是一两位以谶纬、望气之法得宠的方士就能影响的。与其说秦始皇是被方士蛊惑，故而屡次东巡，不如说是秦始皇看到了六国覆灭之后遗留下的政治暗流，才选择这种方式试图进行化解。
3、暗流涌动的楚国旧地：
秦朝覆灭过程中最重要的历史人物，是“虐戾灭秦”的项羽与“卒践帝祚”的刘邦，而有趣的是，这两人均有“逃亡隐遁”的经历。事实上，除了项羽与刘邦外，在博浪以铁锥差点狙杀秦始皇却“误中副车”的张良，以及项羽的叔父项梁，也都是秦朝眼中的“亡人”。
张良而无一例外的，这些“亡人”大多聚集于楚国旧地。
对这些被秦朝“大索天下”的亡人而言，相较于其余地区，楚国旧地似乎更加安全。
可见，早在秦始皇在世之时，楚国旧地早已成为秦朝暗流涌动的动乱之源。
秦弩而另外一些史料也可以作为例证，在湖南省龙山县里耶古城中发现的里耶秦简中，人们找到大量与武器调配有关的文献记载，比如作为秦代洞庭郡武库的迁陵县，就曾经在同一年中调配上百秦弩至远在百里之外的益阳、临沅等地。而类似迁陵县这样的武库，在楚地远不止一个（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斩木为兵的陈胜、吴广等人，在攻入陈城后不久就得以“披坚执锐”了）。
作为秦国重要的制式装备，弩这种兵器的使用频率往往与战争烈度呈正相关，而在楚地，之所以要设立林立的武库，所要防备的，自然是当地屡禁不止的叛乱。这也能从里耶秦简里“今新黔首实不安辑”等说法看出端倪。
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所谓的“天子气”，其实是秦始皇基于现实考量下，对于楚地的担忧与忌惮。那么，为什么偏偏会是楚国旧地，成了覆灭秦国时最先发难的地区，以至于最终成就了楚南公“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谶语？
二、“亡秦必楚”的原因分析
1、灭楚之际难以根除的楚国贵族势力，得以保存自己的力量：
在文章开头，我们曾经提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中，所谓“三户”并非指“三户人家”，而是楚国的三支氏族（昭氏、屈氏、景氏）。
事实上，这样的说法同样有着不小的争议，有人认为所谓的“三户”同样不必特指固定的楚地贵族分支，而是泛指以昭氏、屈氏、景氏为首的贵族势力。
这样的说法可能更加准确一些，因为从后来的事态发展来看，真正领导楚国复仇亡秦的，并不是昭氏、屈氏、景氏三者之一，而是项羽所代表的项氏。
出身屈氏一族的三闾大夫屈原就像以耕战立国，有别于山东六国的秦国一样，楚国的制度之于五国同样有着不小的差别。战国七雄中，除楚国外，齐、燕、韩、赵、魏都实行的是更加官僚化的官员体系。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官僚化”并非贬义，而是指这些国家的官员一般只拥有不世袭的官职。相比之下，楚国的官员却沿袭春秋时代世卿世禄制的惯例，以王室宗族或者贵族充任。
从制度的发展角度来看，官僚化的官员体系，是君主集权道路上的重要环节。相比之下，贵族世卿世禄、无功授爵的政治特权，无疑会挤占原本就逐渐固化的上升之阶。
在吴起变法之际，正是由于楚国传统贵族阶级的阻碍，致使其“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绝灭百吏之禄秩”的变法最终宣告失败。以我们最为熟悉的屈原为例，他虽是楚国当时最锐意进取的改革派，但事实上，他早年间之所能掌“三闾大夫”之职，也与屈姓“出自芈姓”的出身有关。
然而，有些令人感慨的是，这些在变法过程中成为楚国难以崛起之桎梏的楚国贵族，却在秦末成为了为楚国复仇的力量之源。
吴起变法楚国的覆灭，并不突然，事实上由于楚国雄踞东南的体量，它的倾覆也并不是一朝一夕。因此，楚国贵族势力得以留有余力逐渐撤出被秦人掌控的地区。而等到秦人吞并四海，远在秦朝统治边际地带的楚国贵族，却凭借着势大根深的底蕴，保存了自己的力量。
2、“怀王入秦不反”，秦楚仇怨永恒的旗帜：
上文提到，在秦始皇东巡期间，其最主要的政治活动是设立石碑石刻，以记载功勋、表达和解之意，而事实上，除此以外，东巡期间的另一项政治任务则是宣传秦国覆灭六国的“正义性”。
比如在《峄山刻石》中，秦人将秦国的吞并战争描述为“讨伐乱逆，威动四极”，而《会稽刻石》中，更是直接将六国的覆灭视为对方“不义”之后的报应：“六王专倍，贪戾毝猛......阴通间使，以事合从，行为辟方。内饰诈谋，外来侵边，遂起祸殃。
楚怀王剧照其中，“阴通间使，以事合从”自是指六国以“合纵之计”共同对抗秦国的事件。这些说辞未必全无道理，然而即使是秦始皇，却始终不愿正面提及一件事，那就是“怀王之死”。
这里说的楚怀王，是指楚国第37位国君楚怀王熊槐，而非项梁所立后楚怀王熊心。与郭沫若经典历史剧《屈原》中侧面描绘的那个昏聩无能的楚国国君不同，真实历史上的楚怀王，曾经与屈原一道锐意改革，并成功覆灭越国。
战国时期的合纵长苏秦曾言“纵合则楚王，横成则秦帝”，可见楚怀王熊槐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昏聩之主。
然而，公元前年，秦楚交战，秦昭襄王以会盟名义邀约楚怀王于武关会面。“虎狼之秦”的邀约，如何能够接受？在这一点上，未听从屈原、昭睢劝告的楚怀王犯下平生最严重的一个错误。
不失刚烈的楚怀王熊槐楚怀王被秦国扣留，并以性命相威胁要求其割地保命。而怀王虽只有中人之姿，却不失楚人刚毅之性格。从公元前年到前年，直到死前，楚怀王也从未在领土一事上对秦国有任何妥协。
顷襄王三年，怀王卒于秦，秦归其丧于楚。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史记·楚世家》
长平之战，白起坑杀赵国降卒，可以解释为“事急从权、“迫不得已”，张仪以六里土地，诱骗怀王，用连横瓦解楚国合纵，是怀王不智，然而，两国交战尚且不斩来使，而一国之君，竟会被诓骗裹挟，最后身死异国。
“秦灭六国，皆以兵伐而取之，虽无道行之，犹自干戈相持，胜负已分。唯楚最无罪，独以重币诱怀王而杀之。其后天下亡秦，祸端亦起于楚之遗民。”——《吕祖谦全集》
理解了这点，便能理解为什么在项梁举兵反秦之后，要立楚怀王之孙继位，同时仍要熊心冠以“怀王”之名。可以说，无论楚怀王在为政期间有多少过失，他幽禁于异国却至死不割地自保的举动，让楚人永远记住了怀王，也使“怀王”之名成为秦楚两国之间永恒的仇恨。
后楚怀王熊心（楚怀王之孙）剧照3、秦朝改立郡县的“水土不服”：
郡县制是秦王朝有别于战国七雄的重要制度建设，也是其强化君主权力的重要措施。在秦国剿灭六国的战争中，对六国土地的吞并往往与郡县制的设立同步，这种设立，同样是其迅速增强国力的方式。
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中，郡县制的设立，却并不十全十美。
上文提到，楚国之所以未能完成吴起变法，其主要原因是境内贵族势力的强势，即所谓“大臣太重，封君太众”。
而这些贵族势力，并不仅仅限制了楚国的改革，同样对秦国在楚地置郡县的活动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有趣的是，郡县制的起源，最早其实可以追溯到楚武王熊通所设的“县制”，当时，为了管理其攻占的陈国土地，楚武王在占领的陈国领土建立了第一个“县”。）
郡县制的核心，是以郡县两级行政区划，接受中央政府节制，地方官员由君主直接任免，即所谓的流官任期制。在这种制度下，中央对地方的管辖权得以进一步增强。
然而，在血缘政治依旧延续的楚地，想要直接设郡立县，并没有那么容易。各位贵族所拥有的采邑大小不同，建制不一。想要将之囊括仅郡县，几乎没有可以直接沿用的规则来套用。
即使是楚王直接统摄的辖地，地方行政区划同样杂乱不堪，既有楚国京畿之内的“州”，也有和它规模类似，却分属地方的“里”，而城市周边还有着起拱卫作用的“邑”，这些行政区划错综复杂，又各不统属。
这就给当时的秦人带来了诸多麻烦，想要设郡立县，并不仅仅是将名称改换即可，户口、年龄、籍贯乃至爵位，都是秦朝管理必须一一登记造册的内容。这些内容除了要在一开始登记外，每年还需要继续核验、钩校，只有这样，这些数据才能成为“有效数据”，被视为秦王朝可以动用的资源和底蕴。
这样的户籍制度，自然需要大量的官吏进行建立和维护，然而，这些秦吏的培养却并非一朝一夕，自此，秦朝在楚地的管理结构，出现了巨大的缺口。不得已之下，秦朝开始降低要求，一方面在当地补充吏员（即岳麓秦简中所谓“新地吏”），一方面则由秦地选派新的吏员调拨（即“故秦吏”）。
但这两者却依旧未能解决人员缺乏的问题。
睡虎地秦简一方面，秦吏的培养，并不是一朝一夕的工作，他往往需要大量的案牍积累和制度培训，在这一点上，已经习惯法家模式的秦人有着极大的优势。
而另一方面，与秦地相比，楚地已经远在东南，对大多数秦人而言，成为这些新征服地区的吏员，意味着背井离乡。因此，故秦吏的调任，大多依靠强制委派，其中大部分被委派到楚地的，多是有病疾在身或者因罪被废的官吏。（“一岁病不视事盈三月以上者，皆免。病有瘳，令为新地吏‘’；“诸吏为诈，以免、去吏者......先予新地远犫害郡”——《岳麓秦简》）
这其实是一种带有惩罚性质的委派，因此，即使这些秦吏，在楚地兢兢业业工作，也不会有丝毫升迁的可能，相反，时间一到他们会被立刻发回原籍，与楚地再无关系。也正因为如此，对于这些吏员而言，他们对待楚地的种种工作，其实是没有丝毫荣誉感与成就感可言，相反，作为征服者的他们，天然具有着鄙视楚人的优越感。
《史记》记载，“诸侯吏卒异时故徭使屯戍过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无状”，可见，在这种消极的心理下，楚人（被征服者）和秦人（征服者）之间的矛盾，已然被再次加剧。
三、结语
秦始皇死后不久，秦帝国的统治就因为陈胜吴广的起义而陷入风雨飘摇之中，但其实早在秦始皇攻灭楚国之际，一股以楚国旧地为中心的潜流就开始暗中涌动。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预言，并不是阴阳家简单的谶语，也不是某一股力量故意为之的结果。
反观这场自秦二世元年展开，持续数年的复仇之路，我们可以看到，与战国七雄中其余六国相比，楚国因为“世卿世禄制”的存续和残留，使得其贵族集团得以大量保留，在秦楚交锋之际，这股力量并没有因为楚国的衰落而败亡，相反，它旋即保留下来，以“三户”之名，成为了楚人复国与复仇的精神图腾。
另一方面，秦人设郡立县，是其进一步强化君主集权，并在战争中逐渐强大自身的重要因素，然而，与其余五国不同的是，疆域广阔、情况复杂的楚地，在执行郡县制改革的过程中，耗费了秦人大量的人力资源，以至于秦人不得不降低标准选派秦吏入楚。但这些秦吏，并不能很好地执行秦朝的诸多制度，以至于让秦楚之间的矛盾愈发激烈。
最后，楚怀王之死，成了进一步激化两国矛盾的推手：作为秦始皇来讲，再多的碑刻，再频繁的东巡，也无法掩盖楚怀王身困异国、忧愤而死的真相。而这样的矛盾与仇恨，在熊心被冠以祖父“楚怀王”名号，重临楚地后，最终大范围的爆发。
“亡秦必楚”，就这样从预言变成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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