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的统一与其覆灭

一、从封建到统一的趋势

至少从殷商晚期开始，中国已经建立了一个帝国的雏形。这个帝国是一个早期的帝国，其中一切都含着了比较原始的遗留。尤其在社会的长成方面，深深的保留了民族社会的形态。至于土地的开发，也并非鸡犬相闻，野无旷土。而是在中国的主要部分，分散着许多城邦。到了周朝初年，摧毁了殷商的中心政权，也只是在表面上取得了诸侯共主的地位，实际上对于诸侯并不能做有效的控制。只有在武王时期，短短的几年中，维持了安定的局势。等到了武王逝世，厘室的内部起了纷争，所有旧有的城邦，也就乘机起了变化。然后才有周公东征的动作。

所以武王克商，只能算周朝“帝国”的序幕，要等周公东征以后，才算正式奠定了周朝“帝国”的规模。

先就华夏民族势力的膨胀一点来说。关于华夏民族，表面上看来，华夏民族好像是一个单纯的民族，实际上却不尽然的。不错，华夏民族下的社会组织上，偏重血缘一点，尤其是男性系统下的传说。这似乎还是历史时期一步一步发展的结果。并且历史时代的所谓“华夏”也不见得真是原始的华夏从血缘上推进而成的。

原始的华夏文化大致是在黄河中下游地方有这么一个中心[1]。在这一个中心附近和这一个中心仍然会彼此学到了相互的影响。并且在这四周，还有不少流动的民族，一直接到塞外。这些流动的民族，当文化中心的政权有实力的时候，他们便附着于文化中心的政权，成为附庸的性质。如其文化中心政权的力量瓦解，他们也可能侵入文化中心，接受了传统的文化，而自己也冒充旧有的民族。所以中心文化一直发扬扩充，继续不断。至于领导的集团是否古来一系相承，就无从追究了。不过如其新的民族来到文化中心，他们也当然吸收前朝的贵族作为新朝贵族的一部分[2]，前朝的平民作为新朝平民的一部分。所以结果还是混和的民族，相依下去。

这种混合的情形，越往后越加强，也就使得华夏文化的中心，越来越扩大。商代的势力范围，比夏代可能要大，周的势力范围就比商大。到了春秋战国，周天子虽然一点力量也没有，但是春秋的霸主，战国的各王，也都向边境伸展势力。使得华夏文化在不同的地区发展起来，等到机会成熟了，同样的文化，自然会对于统一的情势形成绝大的帮助。

再就政治组织的演变来说。西周到春秋时期，我们可以说他们是“封建城邦政治”。因为当时的列国，实际上是由于两种不同的来源，第一种源于氏族，部落社会发展下来的城邦，而第二种却是周天子将其亲戚插花式的分封天下，建立成封建的诸侯。但是如其将第二种的来源追溯一下，那还是周公征管蔡三年战争结束以后，将打平了的叛乱城邦，给姬姜二族分封统治，只是换了一些统治的公侯，而诸侯间的政治基础还是建筑在固有的城邦上。

在商周的政治组织下，高层统治阶级的构成，还是以氏族为中心的社会组织。这个氏族组织，以周代为标准，是天子为天下的大宗，天下的姬周族，都统在天子氏族组织之下以下，诸侯是一国的大宗，凡是一国之内，都统在诸侯氏族组织之下。再下是大夫是一家的大宗。成为大夫以后，就被“命氏”。这一个“氏”的人都说在大夫氏族之下。这种统治，不仅是政治的，血缘的，而且是经济的。依照周代封建的原则，大夫以下不应该再有私产。如其有勉强可称为私产的话，那只是王子直属土地，或者大夫的土地，给予一个“租佃”的权利。只是一个长期使用权，而不能说是私产。换句话说，不仅平民不应该有私产，士也不会有私产，最小的私产单位，是大夫的家。当然这种情形，至少在春秋时期已经的改变了。

在春秋时鲁国的开始“税亩”就是一个显著的例手[3]。春秋记鲁国最详，所以记上鲁国初税亩，其实这种办法，决不是从鲁开始的。因为鲁国是一个最保守的国家，齐晋等个比鲁国改变的还迅速些。这种旧井田制度的破坏，是逐渐而成的。只是春秩时的“税亩”只是在国内的一部分的实行，到秦孝公用商鞅，就在全部国内，无保留的改变了。

至于改变的原因，国与国间的军事行动，应当是最大的原因。周代开始，周公是一个伟大改革者，以后就一直循周公所定的制度，成为极端保守的政治。西周的中央政府的责任就是以维持周公的成法为主。在这个原则之下，周王的统治，其中的第一件事要维持诸侯间的和平共存。除去外敌以外，诸侯间是不容许战争的。等到西京倾覆，各诸侯城邦之间，失去了维持和平的机构。凡是有野心的诸侯，都可以随心所想，扩充领土。凡是能够把国家军事化的，就容易得到胜利，反之，维持旧有的封建形式的，也就归于失败。经过了这种自然淘汰的结果，剩下来的国家一定是强大的国家，而强大的国家也就是改革过的国家。经过春秋二百四十年的过渡时期，终于形成战国时代，淘汰下来的七个战国（战国指有力作战的国家）。其中秦国是改变最彻底的国家，最后是秦国吞并其他六国。

这里所指出来的，战争只能认为说周初到秦，社会和政治的变化（甚至可以说是革命）的一个主要因素。其实周代创建的宗法，封爵和井田三位一体的制度，其本身也是随时在缓慢变动之中，而不是依靠“周礼”所能维系的。这其中当然要牵涉到人口的增殖，土地的开发，沟渠灌溉的增进，道路交通的改善，谷类新种的培植，远方国外文化的辗转输入，自由人的增加，工业技术及货币的衍进，因而引起商人在社会地位的新估计。当然冶铁技术的发展以及牛耕的应用，也都是不可忽视的因素，这些因素加起来，自然会形成政治与社会的基本改变。

在春秋时代中管仲无疑的是一个重要人物，齐桓公是春秋时代的第一个霸主，实际上是管仲造成的霸业。传世的管子诚然是一部战国人编纂的书[4]，但传述旧闻，也不是毫无根据。晋文公继起，使晋国成为长期霸主，其积极的因素，自然是晋文公居齐甚久，从齐国学来若干知识，但背景方面也是晋国在献公时已不再有血缘性的公室当政，于是整军经武成了一个军事性国家，侵占了许多新地盘，使晋文公有所凭借。这种晋国政治的形式，就开创了战国时代从封建政治变为官僚政治的雏形。使帝国的形式走上第一武的路上。

从春秋到战国一般的政治趋势，就是废封建而为郡县，用后代的话来讲，就是“改土归流”，把世袭的“土官”改为由中央委派的“流官”。如其到处都是流官，那就自然而然的走到大一统的路上去。秦始皇的大一统，废封建而为郡县，不过是对于全中国一做画一的行动罢了。

二、秦始皇的翦灭六国

在西周时代，秦国本属王畿内一个微不足道的诸侯。他们的祖先据说是和夏禹同时的伯益的后人。愚治水，伯益治禽兽。到了商纣时期，伯益后人飞廉做了纣的重要帮手，商亡以后被周公所杀。他的后人因为善于驭马，当周穆王时代，造父为穆王御车，平定了徐偃王之乱，受封于赵城，他的族人就以赵为氏[5]。赵氏族人非子在周孝王时为周孝王养马，甚有成绩，受封于秦，算做一个附庸[6]。

在西周破犬戎攻击的时候，秦襄公曾派兵援周，到了西京倾覆，秦襄公又派兵援助迁到洛阳的周平王。为着周天子再无力量顾及到关中的旧疆，秦国就乘此时机，收容周的遗民，然后解决泾渭平原的游牧部族，周也承认了秦的势力，列为诸侯[7]。到秦穆公时代，秦就成为西方的霸主，穆公死在前六二一年，这时秦的地位已经非常重要了。

春秋时代秦晋两国世为婚姻，秦国的文化方面受到晋国的影响很大。到了战国初年，三家分晋，魏文侯称霸中原，魏文侯所用的李悝，便是中国第一个做成成文法的人，也可以算上中国法家系统的创建人。不仅影响到三晋的制度，而且也影响到秦国政治的方向。秦孝公时代，魏臣卫鞅本想给魏国变法，使魏国更适于法家的理想，成为绝对的君权国家。无奈魏国究竟是一个中原国家，牵涉太多，不是实行法家思想的最好地方，于是卫鞅到秦国，大受秦孝公的重用。

秦孝公即位在前三六二年，这时秦的军力已经增强。在孝公即位前二年，秦献公已大破三晋的联军。到孝公即位，更采用卫鞅的主张，提高君权，打击贵族，贯彻土地私有政策，把农奴一律变为平民，而由政府用“什伍”的方法组织起来，养就一变而成为真的“农战”的国家。

秦国的基本区域，关中平原，本来也算一个肥沃的地区，不过比起黄河三角洲，那就规模小的多了。当中国的长江流域和辽河平原未充分开发以前，黄河三角洲要在中国财富之区数到第一位。战国时代，所以国家的视线都集中在这一区。邻近的几个大国，都因争这一区把实力耗尽。秦国距此一区较远，反而可以置身事外。整军经武，选择一个最有利的时机，提兵东进。等到东方国家发现秦国是一个可怕的敌人时，再来防御秦的略地已经太迟了。

东方国家犬牙相错，各人有各人自己的利益，若想不管占便宜吃亏而来专对付秦，是一个困难的事。在这种状况之下，变成三晋损失士卒，而齐国坐观成败。至于楚国虽然和秦交界，却不是当着秦向东发展的冲途，秦的侵楚较秦的侵三晋比较缓和些。因此当至三晋危急之时，羞的援助不过虚张声势，没有直接的效果。到楚境受侵时，三晋感到一时松了一口气，当然也不会积极攻秦来移祸到自己，有时甚至还想借着机会在楚境扩张领土。在这样不合作情形之下，秦国对东方的蚕食自然是非常有效。到了秦始皇即位的时期，秦的领土除去现在的陕西、甘肃、四川，并且还扩张到现在的山西、河南的西部以及湖北的西部。差不多在东经一一四度以西的中原地带都是属于秦国的领土了。

秦始皇是前二五九年出生的，在前二四七年继他的父亲庄襄王嗣位为秦王。在他继任以前，却有一段传奇性的故事。

本来庄襄王是秦昭王太子孝文王的儿子。孝文王的儿子有二十余人，他不是长子，本来在兄弟中是无举足重轻的。他被派到赵国做交换的“质子”。质子是一个苦差事。虽然战国的习惯，质子没有什么危险；可是一方面和本国的政治隔离，另一方面是秦赵时常失和，当两方用兵之际，质子就失掉经济的来源，会时常闹穷。此时有一个韩国的大商人吕不韦在赵国都城邯郸经商，看到这种情形就认为是一个设投机事业的最好机会。

秦昭王这时已经老迈，孝文王继承王位，是旦夕的事。孝文王宠爱的“华阳夫人”，是最有做王后的希望的。不过华阳夫人无子，将来的太子是谁，还不能决定。吕不韦看透了这一点。于是一方面供给庄襄王(名异人）的生活费。另一方面用金钱的力量设法找关系游说华阳夫人。使华阳夫人了解庄襄王的容貌和能力都够上继承人的资格，将来立为王嗣后，可以成为华阳夫人的党羽。结果吕不韦的计划成功了，华阳夫人接受了庄襄王成为她的儿子。后来孝文王嗣立后，华阳夫人成为王后，而庄襄王成为太子。

孝文王嗣立时已五十多岁了，立了一年就死去，庄襄王就正式继位。当庄襄王在赵国做质子的时期，因为得到吕不韦的资助，和赵国豪家之女结婚[8]，生了一个儿子，名子叫政，后来就是秦始皇。

当庄襄王在位时，吕不韦拥立有功，本己重用他做相国，等到庄襄王嗣位七年死去，吕不韦就取得了辅政的地位。加上了“仲父”的尊称，受封了洛阳周的旧疆作为他的食邑。他仿效了齐孟尝君，魏国信陵君等贵族招集“食客”的旧例，他也从东方各国招集了诸子百家的谋士三千人，照他的计划编成了一部《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在汉书艺文志中被称为“杂家”的，因为是一部“兼儒法，合名墨”的书，不过追溯这一部书编纂的宗旨，并非像宋代初年编纂《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四部大书，为修书而修书，除去集成汇集而外，其中并无建立一个哲学系统的目的。至于《吕氏春秋》那就完全不同了[9]，它是以道家思想为主，把其他思想及学术，归纳于道家原则之下，预备着秦国统一天下以后，作为治天下的方案。但是吕不韦的权势太大，太后方面也树立另外的势力来抵抗吕不韦。这是历史的常例，当权臣把持朝政之时，宫廷方面一定会利用宦官来牵制。这时太后也就利用宦官嫪毐，招集了门客一千多，并且把卫尉，内史，佐弋，都位置了嫪毐的党羽，和吕氏相抗拒[10]。

庄襄王是前二四七年去世的，当时秦始皇尚幼，到了前二三九年，秦始皇已经二十二岁，要行冠礼（成人礼）可以亲政了。自然他是不愿追随吕不韦的政策的，他要走他自己的路了。

秦国都城是咸阳，秦王的冠礼却是在雍（陕西凤翔）去举行的。当秦始皇到雍行礼时候，嫪毐就举行叛变，向雍进攻。秦始皇也命令昌平君和昌文君等领兵抵抗。交战的结果，嫪毐的兵败了。他就把嫪毐及其同党重要的人处死，牵涉的党羽被免除爵位而流放到房陵（今湖北的房县)的，有四千多家。

秦始皇既平了嫪毐之乱，势力大增，就对吕不韦动手起来，他认为吕不韦纵容了嫪毐，在二三七年把吕不韦免去相国的职务，离开咸阳住在洛阳的封地去。但是吕不韦的社会地位太重要了，他无法拒绝东方各国士人的拜访来往，六国的使者也不断的访问。吕不韦畏罪自杀，他的门客仍然给他办丧事。于是秦始皇命令，凡是吕不韦的门客如其是晋人（东方人）一律驱逐出境，如其是秦人而俸禄年在六百石以上（即有朝籍的中等官员以上）一律免职也迁到别处。继此以后嫪毐及吕不韦的势力被铲除净尽，秦始皇便很容易的布置他的主张了。

战国时代儒墨虽然同为显学，但作为一个君主对这种“自苦为极”的墨家是不会考虑的，只有儒家及其各家了。儒家在秦始皇的时代，荀子是当时的大师。和荀子对立的孟子强调人民的重要，以及对于君主的“草芥寇雠”的论调，也自然为君主所不喜。在这种状况之下，儒术方面当然是以旬学为主的（在齐鲁的儒生也会暗中用孟子原理，但公开来说，孟学一定被压抑的。）荀卿的礼治论本近于法家，而性恶论更是替法家找根据。当时秦始皇对于他的政敌，吕不韦的，道家精神既然不至再采用。而儒家又是前学占优势的时期。再加上秦的传统受三晋的影响向来较深。则秦始皇的倾向法家，就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了。当然百分之百法家，不参杂一点别家思想也是不可能的，在秦始皇政治之中，我们可以看出来的，也不可否认的，当多少有些儒家荀学的成分存在着。这一点对于秦来说虽然不太显著，可是对于代秦而兴的汉来说，还是十分有用的。

当秦始皇亲政的时期东方的局面大致已经看出了，东方诸国只是勉强支持，养的吞并天下，只是时间问题了。但是东方诸国彼此还是不合作的。前二三六年，赵攻燕，燕兵败。秦便以救燕为名攻取赵的上党郡[11]，一直威逼到赵的河间。这时赵只有调回防御匈奴的李牧，用边防军来抵抗秦。把今绥远一带的赵地放弃。李牧抗秦甚为得手，曾屡次击败秦军。但是李牧名望抬高，又受了秦的反间，赵王在疑忌心情之下，在前二二九年杀了李牧。从此赵国无可用的将了。

在六国之中，韩为最弱，在前二三三年，韩王安被秦胁，对秦献公称臣，并献南阳地。到了前二三〇年，秦将内史腾领兵入韩都，虏韩王，以韩国为颍川郡。在前二二八年，秦遣王翦攻赵。赵不能抵御，于是秦兵攻入赵都邯邮，赵王被俘。赵公子嘉率宗族逃到代郡，自立为代王。但六年以后，前二二二年，仍被秦军所灭。

当秦灭赵以后在前二二七年时，秦大破了燕代的联军，攻入燕都蓟，燕迁到辽东。秦暂时停兵一下，在前二二五年遣王贲攻魏。魏人坚守大梁。秦人引黄河的水来灌大梁。守了三个月，大梁城坏。魏王假投降。秦灭魏。在前二二四年，秦已灭韩，灭赵，灭魏，并且打垮了燕代，于是就计划攻楚。秦国首先低估了楚国的实力，只用李信领兵二十万人进攻，楚国由大将项燕应战，被项燕击溃。秦只有起用王翦领兵六十万人攻楚，俘虏楚王，项燕再立昌平君负刍为楚王，和秦兵再战，项燕战死，并俘虏楚王负刍。在前二二二年再平定楚国的江南地带。

就在灭楚的这一年，秦派王贲攻进了燕的辽东，俘虏了燕王喜，再回师灭代，俘虏了代王嘉。这样全东方只剩了齐一个国家了。齐国因为齐相被秦收买，认为秦兵不至于攻齐，一直没有做任何攻守的战备。齐国本来富庶，四十多年不曾受兵，完全忘掉了战争。等到王贲的大军从燕南下，齐国完全没有抵抗，就进入了齐都临淄，把齐王及齐相都俘虏了，齐也就灭亡了。秦始皇就从前二三二年到前二二一年，十三年之间完成了统一全中国的任务。

三、秦的施政及秦的灭亡

就郡县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来说，确实开了一个新局面。虽然六国之中也各个施行郡县的方式，但是将中国这一个大区域，用郡县制度统治在一个中央政府之下，那就是一个新的尝试。就秦的政治来说，吕氏春秋确是一个统一政策的蓝图。不过吕氏春秋究竟是个“闭门造车”的设想，并非从统一的经验得来，其中不完不备之处实在太多。何况秦始皇有他的骄傲感，有他的自信心，决不愿再抄袭他的政敌吕不韦的旧作。他当然为着表示权威要另外设计。

但是有一点秦始皇仍然多少受到吕不韦的影响。吕不韦希图兼容并包，秦始皇初期的政策似乎也多少有些兼容并包的企图。秦始皇是生在赵国的邯郸，到十三岁才回到秦国。过继的祖母华阳夫人是楚国人。孝文王见华阳夫人楚服去见，华阳夫人把他的名子改为楚。郡就到秦以后，在生活上一定不少地方接受了赵国和楚国的方式，这些地方若说对于秦始皇不生影响是不可能的。所以秦始皇的思想方式私生活方式，一定会兼取秦国和东方的因素。秦始皇并吞六国以后，把六国宫殿仿造在咸阳北阪上，这一点也证明了秦始皇对于六国文化的向往。从此看来秦的划一制度，其中一定有六国的因素存在着。但秦始皇的法家倾向，尤其是他的晚年，更显著极端的专断的态度，这样就把兼取的事实遮掩住了。

在秦始皇二十六年时(前二二一年)，六国尽灭，新的帝国成立了。始皇就命令丞相及御史大夫议帝号。当时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及博士[12]等同议说：

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13]。

秦始皇同意了他们的建议，只是不用泰皇，而合并皇字与帝字称为“皇帝”。并且认为谥法是“子议父，臣议君”，不再用谥法，自称为始皇帝，以后以二世，三世相称。

当这个时期战国阴阳家的“五德”说已经非常流行了。五德是金木水火土，用相克或相生的方式，递传朝代。其五行的数字，是依照“尚书洪范篇”水为一和六，火为二和七，木为三和八，火为四和九，土为五和十。秦代周而兴，应当属为水德，色彩是黑色，数目是一或者是六，因为一太少，所以用六来纪。符节用六寸，以六尺为步，天子的车用六马来驾[14]。九卿的数目虽然是九，但加上三公共为十二，仍为六的倍数。外郡在始皇二十六年时，共为三十六。不过后来的郡数却有增设，大约不限于六的倍数。

秦的郡数，最先置郡的。是秦及六国境域。其中关中地方，属于内史，不在郡数之列[15]。计为陇西、上郡、北地、汉中、蜀郡、巴郡、河东、河内、三川、颍川、太原、上党、东郡、砀郡、邯郸、雁门、巨鹿、代郡、渔阳、上谷、云中、右北平、辽东、辽西、南阳、南郡、黔中、齐郡、琅邪、长沙、九江、泗水、楚郡、薛郡、东海、会稽，共为三十六郡。其后降东越，置闽中郡，取陆梁地，置南海，桂林及象郡；收复旧赵国的河南地，置九原郡大约为四十一郡，或者到了四十三郡[16]。

秦修长城是在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只是秦的长城并非秦始皇开始才修，而是在六国时各国已经各有长城，其在北边的有燕和赵的长城，秦代把燕赵和秦的旧长城，联贯起来，加强工事就做成了。秦的长城是东起（氵贝）水，西至临洮。就是从今韩国的大同江岸开始，包括辽河区域，再经过今内蒙古的北部，利用阴山为塞，再向西南到洮水附近[17]。至于河西走廊的北部，却不包括在内，这一段是汉武帝时开发河西四郡以后才开始修筑的。

秦代是用三公九卿制度的。三公是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丞相总管全国的行政，太尉总管全国的军事行政。御史大夫是御史的首领，也就等于皇帝的秘书主任，凡所有诏书是皇帝交御史大夫来办，然后下给丞相的[18]。在丞相以下，九卿和郡守是平行的，原则上九卿处理岁内事务。但演变结果，九卿有时也管到外郡地方有关九卿职守内的事务了。

至于九卿的名称，和汉代略有不同，但从汉代的材料还可以追溯出来的，即[19]:

（一）廷尉掌刑法

（二）奉常掌祭祀

（三）卫尉掌宫殿禁卫，郎中令掌执戟即原属卫尉，汉代列为九卿

（四）太仆掌车马

（五）典客掌宾客及朝会，汉代改大行令再改名大鸿胪

（六）宗正掌宗室

（七）少府掌宫廷庶务。

（八）中尉掌京城守卫，汉武帝时改为执金吾。

（九）内史掌京畿地方行政。秦代财政已别为治粟内史，汉代改为大司农。

在地方行政上，是以郡守为领袖，守下为“丞”，是守的副手，有“尉”，管地方上的军事。另外若干郡派一个御史监督，称为“监”（汉初不再由御史监郡，由丞相派丞相史监郡。武帝时再由天子派任，称为“刺史”)。郡下设县，县长在大县称令，小县称长。县长以下也有县丞和县尉。县以下再分为四五“乡”，一乡再分为若干“里”。乡的事务由乡啬夫管，里的事务有里魁管。原则上是二十五家至百家为“里”（大致为一平方里面积为准）。此外在主要的道路上，十里的距离设一“亭”（按距离不按面积），亭有亭长主修整道路，逐捕盗贼。从丞相府至县廷，其办事人员分为各“曹”（近代称为“科”)，其主持人称为椽，辅助人称为属或史，一律由各机关首长任用，不隶于“朝籍”的。

秦始皇统一全国以后，便画一了全国的一切制度。因为新的制度是有计划的，中国各处便很快的适应了新的制度。在六国时期各处有各处不同的写法。秦始皇采用简化过的周代传统篆书，号为小篆（旧的繁体称为大篆），作为书写的标准[20]。统一了天下的度量衡，并且在度量衡器上，刻上诏书。在战国时各国所用的钱制极不一样。当然圆钱最为方便，秦就一律采用圆钱，以半两重为标准，钱文是“半两”二字[21]。

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便在各国旧地屯戍重兵，以防反叛。并将收到的六国兵器，铸成了十二个巨大铜人，排列在宫庭前部。这十二个铜人都是胡人的容貌和服装。(可能是斯克泰人的容貌和服装。大致铸造的方式，受斯克泰文化的影响。)他又在咸阳的北阪上，仿造了六国的宫殿。但最大的宫殿，却建造在渭水之南。这个宫殿到秦亡尚未修好，所以不曾命名。因为前殿是四方流水的屋顶，即四阿式，所以被叫做“阿房”(参看笫一、二、三、四图，这些图是采用报告原图）。后来汉代的长乐宫，是阿房附近别殿被毁的残余。而未央宫却又是依傍长乐宫的地位新建的宫殿[22]。

秦始皇受到尧典的天子巡狩四方的影响，并且又受到了燕齐方士的影响，派遣方士去求神仙[23]，他自己也到处巡行，一方面为镇压六国的遗民，另一方面也想遇见仙人，给他仙药。他西至陇西，北到北地，碣石，东至泰山芝罘、成山、邹峄、琅邪、南至会稽、洞庭、衡山。他在泰山、邹峄、芝罘、琅邪、会稽、碣石，均立石颂功德[24]。当然他确自信统一了中国，消除了战国时代对于人类的威胁，这种贡献是不小的。他当然也不会预料到他的统治下潜伏了无数的问题[25]。

秦始皇的刻石，表明了秦代的政治方向，琅邪刻石说:

惟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万物之纪。以明人事，合同父子，圣智仁义，显白道理。东抚东王，以省卒士，事已大毕，乃临于海。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搏心壹志，器械一量，书同文字。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皆终其命，莫不得意。应时勤事，是惟皇帝，匡饬异俗，临水经地。忧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职，诸治经易，举错必发，莫不如画。皇帝之明，临察四方，尊卑贵贱，不踰次行。奸邪不容，皆务贞良，细大尽力，莫敢怠荒。远迩辟隐，事务肃庄，端直敦忠，事业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极，诛乱除害，兴利致福。节事以时，诸产繁殖，黔首安宁，不用兵革。六亲相保，永无寇贼，驩欣奉教，尽知法式。六合之内，皇帝之士，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有大夏，人迹所至，莫不臣者。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

在这里可以看出来，在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天下以后，所定的政策，是法儒兼用的。譬如“合同父子，圣智仁义”“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皆终其命，莫不得意”皆是儒家的原则。所以秦始皇的政策，还是汉朝时期的所谓“王霸杂之”，和汉代政治的方向并非完全不同。所以秦的法律到汉代一直采用，修改的部分不多。这部法律，也就成为中国各朝的法律的蓝本，一直到清代。其失败的原因还在执行的态度方面。

人类的社会，是息息相关的，也是休戚相关的。人君，最高的执行人，也是社会的一部分，他在社会里面而不可能超出社会之外。他不可能把人类社会变成一个无机的机械，而他安然在机械外面操纵。法家任法，是想把人类社会做成一个类似的无机体，法家任术，是想把人君做成无机体以外的操纵人。纵然理想相当合于逻辑，可是执行起来一定困难重重。譬如依照法家的原则，君主应当具有不测之威，任何人不能猜度的，所以宫禁中事成为极端秘密。始皇尝到梁山宫，望见丞相车骑众多，始皇不悦。或以告丞相，丞相减损了车骑。始皇大怒，认为左右漏泄了他的话。于是尽杀了随从的人。以这件事情为例，泄漏秘密的人当然被处罚，可是更多无辜的人，也无故被处罚。演变的结果，一定使群臣失掉良心上的责任感，而只是被迫的相互欺诈。对于国家的前途仍然是危险的。

秦始皇的绝对法家倾向，在政治效率上是强的，但是总不免充满了冤抑和虚伪，总会使人感觉到是风暴前夕的宁静。不是没有人想设法去补救，而是当时一切的设施不能容忍任何改革。秦始皇三十四年（统一中国后的第九年）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来进酒。博士仆射周青臣上功德说废封建立郡县，人人安乐，无战争之患。博士齐人淳于越指贵周青臣当面谄谀，主张实行封建。始皇将这个意见交给群臣来议，丞相李斯说:“现在天下在皇帝统制之下，是非只有一个标准。私人的学术对于国家的政策，往往有人心中认为不是，出外又群相批评，以为和主上不同是高尚的，以致成为谤议。照这样不禁，那就君主的势力要减削，而臣下的党羽也会形成。不如以禁为是。臣请史官的记载除去秦纪以外都要烧掉。除去博士官所管的，天下敢有藏诗经和书经的处死刑，倘若以古代批评现今的并罪及家族。其医药，卜筮，种植等类的书不烧。不得私相传授学术，若有人愿学的，一律从官吏去学习。”这个极端性的建议，秦始皇批准了，古今第一次禁书的事件，就形成了。

这里谈到的是天下的书都烧掉，只有两种少数的例外（一）博士官所职的。（二）医药，卜筮，种树等一类的技术性书籍。实际上在当时是明白的，在后世无法明白。例如“博士官所职”，这些书是博士官有一个图书馆？还是博士官准许私自带一份自己学术分内的书？这就区别很大。秦代博士情形，虽然不十分清楚。但汉承秦制，汉代博士职务内的书籍，都是出于“师承”，显然是博士自己的书，不属于公共图书馆。不过倘若博士去职，博士私人的书违反了“挟书之律”，就得销毁了。其次汉代皇帝的书，是属于“中秘”的。秦代皇帝自己不可能没有书，这些书依秦代情形应属于“御史”不属于“博士”。李斯建议中当然不能指斥到皇帝的财产，那么御史的藏书，当然属于例外，（可是历来讲历史的，都未曾注意到这件事。）这就无怪后来萧何入秦，先收御史的图籍。御史的图籍，也就等于汉代中秘的图书。最可惜的是六国的史书在始皇三十四年这一次全部焚毁，甚至御史也不藏此类的史书。萧何只能收到一部秦记，后来司马迁做史记，根据秦记做成了秦世家和六国表。只可惜秦记太简略，只有年份而无日月，这就无可如何了[26]。

焚书是根据韩非子的理论而来的，下一部就是坑儒了。坑儒的理论应当是从荀子宥坐篇“孔子杀少正卯”一事而来的。先秦诸子及各书无孔子杀少正卯事，在荀子宥坐篇才初次出现。宥坐篇是否荀子所作，当然有问题。不过总是荀子系统下的篇章，和韩非子等法家比较接近的。坑儒一事是这样的。原来徐福一去不返，到了始皇三十五年，方士侯生和卢生又逃跑了。始皇大怒，说“诸生可能造妖言来煽惑黔首（老百姓）”。使御史按问，诸生转相告引，于是挑选出来诸生之中有嫌疑的四百六十余人，都在咸阳活埋掉。此后诸生再不敢随便发言了。

秦始皇的晚年尤其是三十四五年后性情好样是更暴躁些。非常可能是服食药剂的结果[27]，但是仙药还是不断的求访，骊山的大墓还是继续的修造。秦始皇自己还是不断的巡游各处。到了三十七年七月始皇行到平原津（今山东平原县境），发起病来，病越来越严重。当时长子扶苏因为进谏坑儒的事，被始皇派到北边，监督蒙恬的边防军。也可能他认为他的长子有鸽派的倾向，到北边去接近军事，变的鹰派一些，才接近他的理想。因此只有少子胡亥随从他。但是他的病越来越重，行到沙邱乡（今河北平乡县东北）就死了。遗诏给扶苏会丧而葬，也就等于指定扶苏为继承人。

当这个时候秦始皇的近侍，是中车府令宦官赵高[28]，他曾经教过胡亥法律，所以阴谋立胡亥为继承人。和李斯商量，李斯原先不赞成，但是赵高说扶苏若立，必以蒙恬为相，李斯是不能安然退位返家的。（因为焚书坑儒都是李斯同意的，而扶苏却不同意。）于是赵高和李斯毁灭了真诏书，做假的诏书赐扶苏及蒙恬死，而立胡亥为二世皇帝。

赵高和李斯这种行为是无法得到人同情的，于是就变成了“日暮穷途，倒行逆施”了。这时胡亥受到了赵高的挟制，深居官中，公卿大臣都见不到面。赵高再把李斯杀掉，自为“中丞相”专断一切朝政。政治混乱，东方的叛变一天一天的扩大，秦国的前途就无法挽救了。

二世元年七月，正是秦始皇死去一整年的时候。泗水郡蕲县的大泽乡（今安徽宿县以南），停着九百多被征发去戍守渔阳的兵卒（河北北部），天大雨不止，这支开拔的边防军已经不能如期达到指定的地方。秦法严，将吏失期的要处死。队中两个屯长（大队长），陈胜和吴广，就逼着只好激厉这些怨恨的兵士，一同造反。

他们冒着扶苏及项燕的名字[29]，攻城据邑，继续前进。到了楚国故都陈县的时候已有步兵数万人，骑兵千余人，车六七百辆了。陈胜便自立为楚王，而以吴广为假[30]王。他们的兵力一天一天的增加，各处响应的地方也一天一天的扩大。虽然后来秦将章邯的军队击溃了陈胜、吴广。陈胜和吴广都被部下所杀。但项羽及刘邦的军队终于击溃秦军。当刘邦的军队入了武关，胡亥责问赵高，赵高弑杀胡亥，立胡亥的兄子名子罂的为秦王。子婴刺杀了赵高。但时间实在太迟了，关内无兵可调。子婴降了刘邦。刘邦虽然对于子婴还想保全，可是项羽继至，他的兵力较刘邦为大。刘邦只好听项羽处分。贼项羽杀子婴，屠咸阳，焚秦宫室，大掠而东。从此关中残破，秦代的经营归于毁灭，关中重新缔建，是汉代以后的事了。

[1]“西安半坡”的发现，将详细的石器文化推到五千年以前。不过“西安半坡”的文化是否即是原始的华夏的一种，还需要进一步的证明。此时尚不能作任何决定性的讨论的。至于华夏文化的中心，究竟在黄河流域那一处为合适？除去关中平原以外，例如汾水平原，以及河内河南区域，也都大有可能。也就是说“三辅”，“三河”及梁陈附近，都是古代文化的可能产生地带。

[2]这是牵涉到古代传说性的历史的。依照左传的传说黄帝二十五子得姓的十二人，这十二个姓氏的宗派，把夏商周三代都包括在内，但是姜姓的齐不在内，嬴姓的秦不在内，芊姓的楚当然更不在内。本来姜姓自称为炎帝神农氏之后和黄帝不是一支，周的姬姓，甚至商的子姓也不是没有问题的。左传“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到春秋时姬姓和子姬尚都有戎人，则商周是否原属戎人，自可怀疑。

[3]税亩，就是表示田制度的破坏，还远在商鞅以前。周代的制度，是宗法，封爵，井田三位一体，井田制度破坏，其余的也破坏了。井田当然不是孟子设想的那样整齐。不过是分公田私田，公田由佃户耕种，公田收入归公，应当不误。这就是“助”的办法。“助法”不行，就不分公私一律抽税，就是“税亩”，也就是“贡”。在“贡法”之下，诸侯是一级地主（大地主）大夫是二级地主（二地主），如有士，还可能是三级地主。如其诸侯直接抽税，不再转手，只给大夫和士薪水，那就是“彻”了。参见注5。

[4]管子在先秦诸子之中，是属于法家的。其实在管子时代，还不会有法家这个学派。但管仲的政治趋向，那就毫无疑问，应当归入法家的。孔子是把全部精神寄托在周公时代的。周公时代是西周的极盛时期，不过周公一切的设施，自然由于周公时代的特殊背影。孔子一心想恢复周代的盛世，但时代已经变了，孔子时代的问题不再是周公时代的问题。所以孔子所想到的办法，也就自然而然的走向“强公室，杜私门”的路上去。而当前鲁国的三家，就成为孔子心目中的敌人了。论语中孔子回答哀公“年虽用不足，如之何”，是“盍彻乎”？这句便是“废井田”“开阡陌”的先声。孟子言“周百亩而彻”又说“虽周亦助也”，这就开启后世的大疑。其实田赋只有两种办法，即服劳役或纳粟米。彻可以增加公室收入，显然不是劳役或粟米的区分，而只是取销中饱，直接抽收，那么助，贡，彻，的区分就在管理的方法上。所以助是公室及封人各有田地，各人有各人的佃户（或农奴）来助劳役。贡则公室的田地已分给封人，从封人之手再贡献粟来给公室。彻是封人不再有田地或佃户，一律由公室征收（劳役或粟米），封人的生活费由公室发洽。这当然强公室，杜私门一个最好办法。虽然实行起来并不简单，但主张“彻”和废井田开阡陌，还是一贯的。这一种以“农战”为主的国家政策，当然深深影响到秦的法律。就湖北云梦县卧虎地新发现的秦律来看，其中有“田律”，“金布”，“关市律”，“司空律”，“徭律”，“厩苑律”，“傅律”，“置吏律”，“军爵律”，“捕盗律”，“捕亡律”，“内史杂律”，显为李悝法经中“盗法”，“捕法”，“杂法”等发展而来。而其中含有“农战”的意味很深。

[5]这个赵氏族人一直是以御车出名的。造父的后人赵夙为晋献公的御，灭了耿，霍和魏。赵夙受封于耿为大夫。就是晋大夫赵孟一支的先世。秦的先世因为也是“诸赵”的一支，所以史记称秦始皇姓赵氏。

[6]附庸是小规模的诸侯，地方太小不列于正式等次的。当时约为公元前九〇〇年左右，秦再今甘肃的天水。

[7]秦的爵是伯，春秋时郑伯和秦伯，过去都是畿内的封国。

[8]关于秦始皇的母亲，史记上有矛盾的记载，一处说是豪家女，另一处却说是吕不韦的姬妾。豪家女不可能做人姬妾的。但秦亡国迅速，而吕不韦余党甚多。所以其中一定有造谣出来对秦始皇不利的谣言，自以豪家女一点较为可信。

[9]先秦诸子思想之中，只有儒家是综会广博，其他各家除去表达自己一部分思想之外，并无集成文化的宏图。先秦道家纂述，老子不过是一些格言，庄子不过是一些论辩。关于礼乐书数，在道家书中一点也看不出来。道家只说“无为而治”，“无为而治”只是一个空洞的理论，从来未曾实行过。吕不韦是真想用道家理论治国的人，“吕氏春秋”是一部道家治国的创始蓝图。等到汉代，吕氏春秋所辑时十二纪，除去道家的淮南子以外，儒家的礼记也把它改进去，略加改定，成为“月令”篇了。

[10]嫪氏在别处作樛，嫪氏为赵人，史记汉书的南越传的樛人也是赵人，二者当为一家。因为姓氏在秦汉时期写法往往不同，如袁氏可写作辕，乔氏可写作桥，杨氏可写作扬等等。史记记载嫪毐系根据传说，未必可信，不过战国策言吕氏嫪氏对立情形，大抵可以认为真象。嫪氏赵人，与太后同乡，应当本是太后的私人。况宦官接近女主，容易得到信任，例如东汉宦官之权，就是得邓太后时开始的。卫尉是掌宫殿守卫，内史是管理京畿地方，佐弋是掌弋猎之官。（至于嫪音廖，樛音鸠，两字似乎不同音，那是因为上古音从廖辅音是复辅音“kl”可以读为k可以读为l的缘故。）

[11]上党郡本属韩，在前年时，秦攻韩，上党路断降赵。秦攻赵，虽然秦将白起抗赵卒四十万，可是秦兵还是被信陵君无忌所击破。秦兵退回，所以上党仍为赵有。

[12]六国时之博士，备君王顾问。秦设七十博士，仿照孔子七十弟子的数目。这种博士是以儒家为主的；因为儒家对于前代的礼治最为熟悉的缘故。秦的博士如伏生叔孙通等，到汉时尚生存。

[13]关于三皇的传说，为天皇、地皇、人皇，而无泰皇。泰皇乃是东皇泰一之简称，亦即上帝，此为神号，而非人号。对于称天子，究竟有些不合适。（帝即禘，是一种祭祀，用于上帝或祖先的。不过到战国以来帝字用在设想上统一天下的君王，已经成习惯了，所以没有什么问题。）秦始皇用综合的公式，合并用皇帝二字，确为较好。制是回答君臣奏书的诏书，是一种指令式的，诏是从天子发出“训令”式的诏书。

[14]古代的马车是驾一马或二马，驾一马的双辕，叫做辕，驾二马的单辕叫辀。更华贵的两马以外再前方左右各—马，共为四马，周天子亦只用四马；周穆王的八骏，指两个车的马而言。秦代才开始在四马以外又加二马。魏晋人作尚书五子之歌，“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就不是古制了。

[15]郡本来是指边区的，战国各国的郡，都不指王都所在的地方，秦的卅六郡也不算都城所在的内史。内史列入卿之内，不列入郡守数目之内，到了西汉，三辅（京兆，左冯翊，右扶风），仍然不采用郡的名称。

[16]考证卅六郡的郡名，主要的据汉书地理志，不过汉书地理志也有疏略的地方，不能完全整理出来。过去如全祖望、王国维、钱穆等都悉心考订卅六郡的郡名，只是他们都忽略了河内这一个区域。河内是商的故都所在，魏文侯所重视的邺也是此处，到魏惠王时仍是一个重要区域。汉代对于三河（河内、河南、河东）的重视，仅次于三辅。这样一个地方秦决不能不置郡。只是汉书地理志把河内标出楚汉之际的殷国，把秦代设郡漏掉了，是应当补入的。

[17]在临洮地方，今甘肃和青海交界处附近。

[18]史官的职务本来是卜筮兼记录。后来就专指文书一类的事。御史指皇帝的秘书，等到秦时兼任弹劾的事。再到汉代，御史大夫成为副丞相（御史出外任弹劾之职，由御史中丞成为首领）。汉代御史大夫之任既尊，自为一府，于是皇帝秘书一任，就调少府属官尚书来担任，尚书令成为秘书主任。长期演变的结果，后代尚书令变成了宰相，尚书也成为阁员了。

[19]因为郡守或汉时的郡太守，只管京畿以外的地方行政。所以和九卿职等不同，有关外郡的事，是由丞相直接下书，不关九卿，这和后代的六部情形不同的。不过有些九卿牵涉到地方上的，也令九卿和地方直接处理。例如太仆管皇帝车马，但有时也管军马，其牧场就可能分布到外郡了。内史掌京畿的地方行政，却也掌管收支，湖北云梦所发现秦律的仓律说：“入禾稼，刍槀，辄为荫籍上内史。”所以秦代的内史是掌财务的。汉代分内史为三辅，仍然列为九卿。再加从卫尉分出的郎中令（后改光禄勋），亦即九卿加光禄勋，大司农，左冯翊，右扶风四卿，所以汉代号称九卿，实际是十三卿。

[20]但是小篆写法还是比较迟重的，后来程邈更采用了楚人的笔法，来写小篆，更为方便，用在办公上比较迅速，称为“隶书”。到了汉代隶书更为通行，所有的文籍都去用隶书来写了。六经本来在战国时本用各处古文来写，汉代也用通行的隶书来写，就被叫做“今文”的经典。

[21]当时齐国用的是刀形钱，三晋用的是箍形钱，周及秦用的是圆形钱。秦统一天下后一律用圆钱，并用“天圆地方”的观念，钱是圆的，孔是方的，这种形式一直流行到后代。秦钱重半两，所以铸上半两二字。可是秦亡以后，私铸钱很多，轻重不等，也铸上半两二字。

[22]秦始皇墓被项羽发掘，取其金玉宝器，不过墓内的建筑以及殉葬的陶瓦明器，显然是项羽看不上的。晚近秦始皇墓的陶俑和真人一样大小，并备有真的兵器，就已大量出土，不过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23]秦始皇屡次遣方士入海求仙药。徐福当然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人。徐福曾入海过两次，第一次失败了回来，然后说“未能至，望见之焉”。第二次再去，遂不返。相传徐福到了日本，自有可能日本亦有徐福墓，其事真伪亦无确证。不过中日韩的相互交通，春秋战国时已经成熟。徐福即使到了日本，其重要性不必夸张。因为到了日韩的人，不是只有一个徐福。秦汉之际，天下大乱，这些时候从中国逃亡到日本到韩国的大量“亡人”，其对于文化上的重要性要更值得重视。

[24]秦始皇刻石，现在只琅琊刻石尚存，但已多漫漶。泰山刻石仅存数字，但现存二十九字的拓本尚不少。邹峄山刻石只有宋代翻刻本，多失神态，长安本稍好一些，但和原本泰山及琅琊相去尚远。泰山刻石一般人认为李斯所写，并无确据。李斯是整理小篆的人，是否真擅长写就不能决定了。

[25]许多事实上问题往往不属于理论以及学派的。譬如里贾谊作《过秦论》，但贾谊之学出于吴公，而吴公之学又出于李斯，李斯又是一个对秦代政治设计的人。

[26]清刘大櫆《焚书辩》，责萧何入秦，不收取六经旧籍，以致博士所藏在项羽烧秦宫时完全烧毁此说不确。项羽烧秦宫室，损失甚大，不可讳言。不过司马迁的主要根据的一部书秦纪，除属于萧何所取以外，别无可能。所以御史所掌的图籍，不仅舆图和档案，显然尚有书籍在内。汉代中秘的书，一定也有一部分是秦御史所掌的书除秦纪外尚有别的书籍。只是其中诗书及六国史记已被毁罢了。

[27]后代许多皇帝如魏道武帝、魏太武帝、唐宪宗、唐武帝，均因服方士金丹性转燥急，喜怒无常，唐武帝常问李德裕以外事，对曰：“陛下威断不测，外人颇惊惧，愿陛下以宽理之，使得罪者无怨，为善者不惊，则天下幸甚。”与秦始皇晚年的情形，颇有点像，只可惜李斯不如李德裕，不能以宽济猛，只以猛济猛，于是天下不可挽救了。

[28]史记上说赵高是“诸赵之疏族”，所谓“诸赵”和齐“诸田”及汉初“诸吕”是同样的称呼。当然赵高不是赵国的人，因为不可能把六国遗民放在左右。秦汉的近卫郎官，只用“六郡良家”，就因接近皇帝，不用函谷以东人的原故。如是秦国的人，那就秦国一定有一个可称“诸赵”的大族。再和史记说秦始皇“姓赵氏”这一句比较，也就会明白赵高是皇族中的远支，所以有机会掌权了。赵族分东西两支，参看史语集刊三十一本劳干：关东与关西的李姓与赵姓。

[29]陈胜吴广初起时假借扶苏（秦）项燕（楚）为名，可见当时东方叛变的目的，政治性比六国旧国的民族姓为大，这就表示着战国时代交通频繁，中国各处的文化已经融合。所以汉代仍然成功的统一着。但从另外一点看，项燕却是楚人崇拜的英雄，这也是项梁和项羽能够起来的原因。

[30]假是“假借”的假，也就是代理的意思。后来“假节”的假，也和这里同一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