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威是清代中叶甘肃最大的商业城市,是重要

前言

武威的商业规模可能超过省城兰州，兰州的山陕商号主要应是为本城居民服务的，其转销范围大体只涉及西宁府;武威商号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以批发中转为主，其商货转销范围不仅可达甘州、肃州、安西州，还远及新疆。张掖会馆重修之际武威商人曾鼎立相助，也反映了这两个城市密切的经济联系。武威是清代中叶甘肃最大的商业城市，是连通中原与甘肃西部张掖、酒泉、敦煌乃至新疆的重要转运枢纽。

山陕商人由内地贩货赴甘肃贸易，主要有三条线路，均须经由陕西。其一，由河南洛阳经渑池、陕州至阌乡县过潼关入陕西，经华州、渭南、西安、咸阳、礼泉、邠州入甘肃境，经泾州至平凉府，由平凉府向北经固原可达宁夏府;由平凉府向西经隆德、安定抵兰州，再西行可达西宁府;不过销往河西走廊一带的商货大多不经兰州，而是由平凉府直接西行至靖远之索桥堡渡黄河，至凉州、甘州、肃州、新疆一线，比绕行兰州可节省三天路程。其二，从河南阌乡县过黄河入陕西境，经咸阳、岐山、陇州入甘肃，经清水县至秦州，再西行经巩昌府抵兰州。山陕商人从河南贩货赴甘肃，多由潼关入陕西，走以上两条路线。其三，从湖北贩货赴甘肃，可溯汉水至陕西汉中府，经略阳入甘肃境，经西和、礼县、宁远、巩昌府至兰州;也有一部分商货溯汉水至樊城转丹江北上，经鄂豫陕三省交界之荆子关至陕西商州之龙驹寨，然后陆运至西安或泾阳，再转运甘省。乾隆四十三年山西曲沃商人柴安国等从江西景德镇购买了余桶磁器，拟运往叶尔羌出售，走的就是这条路;咸丰年间晋商义成店从湖北运布至甘肃发卖，也走的这条路。

山陕商人在甘肃经营的商品主要有绸缎、布匹、磁器、茶叶、皮毛、药材、杂货等。乾隆四十三年“高朴私鬻玉石案”中涉案的甘肃山陕商人如:山西右玉县张銮“向在甘肃经营”，“往来苏州置买绸缎等物赴甘售卖”;曲沃县卫全义“乾隆三十五年始到苏州，与甘肃人魏佳士合伙置买绸缎、杂货赴甘售卖”;乔云焕“先在甘肃兰州杂货铺生理，与卫全义交好，因闻卫全义在苏州做玉器发财”，遂参与了贩玉。又如:山西太平县李尚贤“与赵爱在肃州绸缎杂货店内同伙”;夏县樊迎吉“与樊天富等在肃州杂货铺生理”;永宁州牛四“常在肃州做皮货生意”;陕西蒲城县王洪绪“向在肃州日新店开张杂货生理，领凉州陈成章、泾阳何兴邦本钱行运四五年”;陕商师四在“凉州府开磁器铺”;等等。此案涉及的诸多“到苏贩卖玉料之人并非专卖玉料，俱系来往甘肃肃州及阿克素、叶尔羌等处贩卖绸缎、杂货，私行夹带玉块赴苏售卖”，而绸缎、杂货乃是他们贩往甘肃、新疆的最主要商货。

绸缎、布匹是甘肃输入的大宗商品。绸缎主要产自江浙，经汉口、洛阳、西安等地转运甘肃。乾隆年间汉口市场上的绸缎品种有宁绸、宫绸、庄绫、汴绫、沈绸、纺绸、绵绉、湖绉、大绢、丝布，贡缎、洋缎、羽毛缎、广缎，以及各种朝衣、蟒袍、补褂、霞披、摆带、荷包、帕头、锦绣、屏幢、围席、椅垫等，②这些商品主要来自苏杭、湖州、南京，惟汴绫出自开封，广缎、洋缎来自广东。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他的旅行日记中记述了咸同年间回民起义之前西安与陕甘直至土耳其斯坦的贸易状况:“主要的贸易品是苏州的丝绸，湖北、湖南等地的茶叶，还有糖，西安府是这些商品的堆货场。你在这里问西安府与哪里有贸易联系，得到的回答首先是苏州和杭州，其次是汉口。去那里很便宜，因为只要5天的陆地行程先到龙驹寨，再从那里走水路即可到达。西安府这里平时汇集了来自东南各省(包括广东)，也有来自十分富饶的汉中府和来自四川的商品，然后从这里把商品运往陕西和整个西部各地。”

在乾隆年间洛阳创建潞泽会馆的集资中，有绸布商46家参与集资，共捐银余两，占集资总额的74%。兰州、秦州城内都有山陕商人开设的绸铺，兰州城内还设有绸缎行。乾隆五十三年兰州山陕会馆碑的捐款商号中有乾盛、新升等绸铺11家，另有裕合、裕源等衣铺19家，可能也经营绸缎制品。嘉庆年间秦州城内有晋商开设的三益、复新等绸铺10家。棉布主要来自湖北、河南。湖北的汉阳、德安、安陆、黄州等府都是棉布产区。据载，汉阳棉布“逐什一者盈千累万买至汉口加染造，以应秦晋、滇黔远贾之贸”。德安府云梦县是湖北棉布销行西北的重要转运站，“凡西客来楚贸布，必经云城捆载出疆”，故晋商多在云梦开设店号，县城内“宽间屋宇多赁山西布商作寓”。

咸丰年间晋商义成店在湖北采购棉布的地点有:汉阳府汉口镇，安陆府旧口镇、石牌镇、多宝湾，蜟蚌湖镇，德安府唐县镇、长江坡，黄州府新洲镇，荆州府沙市镇、沙洋镇、后港镇，等等。①该字号在湖北采办的棉布中有不少溯汉水至樊城，然后转丹江水道至荆子关入陕西，再经龙驹寨、泾阳转运甘肃。如从黄州府新洲镇采办的“骑龙布”先从新洲发汉口，“每载杂使、水脚钱四千八九至五千之谱”;汉口发樊城，“每载水脚纹银三两二”;樊城发荆子关，“每载水脚纹银三两四”;以上为水运，折合每匹“水脚纹银四厘六毫”。由荆子关至龙驹寨改陆运，“一应脚费、小力每匹摊干银六厘六”;由龙驹寨至泾阳，“大谱每百斤脚元银一两三”;从泾阳至甘肃灵州，每匹“脚费足纹银一分二厘”。自汉口至灵州，总计“脚、税、店用干银三分四三”，外加灵州布店用钱;“发宁夏城内出售，迭本与至灵州等”。《咸丰年湖北各处办布规程》将上述路程、脚费汇总为顺口溜:“骑布汉发荆紫关，四厘六毫水脚摊;关上发寨六厘六，一厘一毫到泾阳;泾发灵州一分二，再加灵用五厘三;发宁亦有脚税用，较灵多加一厘商。由汉发至宁灵地，每匹脚费四分摊。”即从汉口至甘肃灵州和宁夏府城，每匹棉布的运费大约需银四分。

同治四年绛州日兴盛布店的信稿记有:从陕西三原到甘肃秦州的路程共计里，“其布进城(笔者注:指秦州)，每担入境担头银四分，每卷捐助银二钱，每担店底银一钱二分;若在秦城卖，每银一两厘金银二分，店用银三分。若发兰省，每担店过载银一钱，每担兰帮担头银三钱，每担官柜钱一百一十文，协柜钱四十文，槽柜钱二十文，出境厘金银四分，出境担头银一两五。以上俱系旧规，惟入境每卷二钱捐助从今九月初一日起”。③河南的棉布产区也很多，同治年间晋商庆余堂号在河南采购棉布的地点有孟津、孟县、洛阳、偃师、禹州、临颍、郏县，以及河南府之白沙、高龙、彭婆等镇，洛阳县之铁谢、李村、回郭等镇，许州之五女店、石固镇、张潘镇、小商桥，襄城县茨沟镇等。棉布由许州五女店发凉州，途径潼关、泾阳、长武入甘肃，“由五女［店］发凉州，脚银许梭八甬成捆，五捆作一担;每担至潼关脚元银一两三”;“潼关至泾阳，每担脚银二钱”;泾阳发凉州，“每担脚元银一两五”，其间在靖远过黄河，“哈思［堡］河税银每担车银八分，它〔驼〕脚银七分”，“进凉城每担上税银二钱七八五”。

上引义成店、日兴盛、庆余堂等商号的文书信稿虽是咸同年间的，但其所记商道与前引之明末清初商书《天下路程图引》完全一致，乃是各地商人在数百年的贸易过程中形成的。棉花也是甘肃输入的较大宗商品，主要来自河南、湖北。李希霍芬于年记载了河南棉花的西运路线:出洛阳城西门，“沿黄河南岸前进里，到达黄河大拐弯处的要塞潼关，由那里再转运西安府、兰州府和中亚地区。河南自己出产的货物主要是棉花，卖掉棉花的钱再购买其他所需”。洛阳“平均每天的棉花交易额高达约合两万塔勒硬币，其中最大一部分卖给陕西和甘肃”。西安府咸阳县则是陕西重要的棉花转运市场，其棉花“水陆并至，南则荆襄、云梦，东则临汝宏农……运载殆无虚日”。⑥茶叶是专卖商品，清初沿明制以茶易马。甘肃设洮岷、河州、西宁、庄浪、甘州五茶马司，共茶引道，每引一道办官茶五篦、商茶五篦，官茶、商茶各占50%。甘肃的茶多来自湖南，“茶篦先由潼关、汉中二处盘查，运至巩昌，再经通判察验，然后分赴各司交纳，官茶贮库，商茶听商人在本司贸易。”乾隆中叶西北平定，清政府“罢中马之制”，改以每茶十封“一封交茶，九封折银”，即商茶占比增至90%;以茶引道计，商茶数量达万余斤。

陕西泾阳是西北茶叶贸易的总汇之区，既是茶叶的加工中心，也是销行西北的茶叶集散转运中心。从湖南运来的散茶经加工炒制，制成砖茶再销往甘肃、青海等地。《秦疆治略·泾阳县》记有:“官茶进关运至茶店，另行检做，转运西行;检茶之人亦万有余人，各行店背厢负货闲人亦多至数千。”《清史稿》记有“甘商旧分东、西二柜，东柜多籍隶山西、陕西，西柜则回民充之”，当有不少山陕商人参与茶叶贸易以上笔者利用商人会馆碑刻等资料，对清代中叶甘肃山陕商人的来源及其经营活动进行了较详细的考察。考察显示:武威的陕西商人主要来自关中的西安、同州二府，晋商来自平阳、汾州、太原等府和解、绛二直隶州，即晋中和晋南;秦州的晋商则主要来自晋中的汾州、平阳二府。山陕商人在甘肃经营的商货主要有绸缎、布匹、茶叶、皮毛、杂货等，绸缎、棉布、棉花、茶叶等是甘肃输入的大宗商品，主要来自江浙、湖广与河南，汉口、洛阳、西安、泾阳等是内地商货销往甘肃的重要转运节点;水烟、药材、皮毛制品等是甘肃输出的主要商品，泾阳是西北皮毛、水烟转运内地的加工集散中心。

结语

活跃在甘肃的山陕商人以兰州、武威两地最多，乾隆年间汇聚在兰州的山陕商号已有四五百家，武威更达六七百家。秦州和张掖的商人要少得多，秦州山西会馆创建之初只有商人商号二三十家，嘉庆时才增至余家;张掖山西会馆虽然建于雍正初年，但直到同光之际商号数量也不过50余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