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文章是关于智瑶被韩、赵、魏击败,智氏覆亡,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增加司马光和柏杨的评说,下面是正文。
司马光曰:
智瑶所以覆亡,在于他的才能胜过他的品德。才能和品德是两码事,普通人很难辨识。看见一个人能干,就称赞他贤明,于是,常常看错了人。才能的意义是”“聪察强毅”(聪慧、明察、有魄力、坚毅不拔),品德的意义是”正直中和”(公正、公.平、不偏不倚、和平温暖),才能是品德的资本,品德是才能的主宰。象云梦(湖北省江陵至斬春间的大湖区域)的竹子,最为坚韧,然而,如果不矫正它的弯曲,不刮平它的竹节,用来做箭,就射不穿坚硬的盔甲。
棠溪(河南省郾城县)的黄金(铜),最为贵重,然而,不熔化,不锤炼,就不能产生强大的打击力量。才能和品德兼备,就是”圣人”,才能和品德全都没有,就是”愚人”,品德胜过才能,就是”君子”,才能胜过品德,就是”小人”。任用一个人担当大事,假如物色不到”圣人”“君子”,那么,与其用”小人”,还不如用”愚人”。原因何在?盖”君子”把他的才能用到善行上,”小人”却用才能去干邪恶。把才能用到有益于社会工作,犹如锦上添花。把才能去从事邪恶,可是一种灾难。”愚人”虽然想干坏事,智慧既不够,力量也不足,好像初生的小狗,想要咬人,人只要一举手,就可把它制服。而”小人”不然,智慧足可以发挥他的邪恶,能力足叮以完成他的暴虐,简直是老虎生了翅膀,带给人们的祸患更为严重。
”品德’使人尊敬,”才能”使人喜爱。尊敬的容易疏远,喜爱的却容易成为亲信心腹,所以很多掌握权柄的人,被有才能的人蒙蔽,而忘掉了有品德的人。自古以来,国家的乱臣奸佞,家族的败子浪子,因才能有余而品德不足,促成覆亡的例证,多得不胜枚举,岂只智瑶一人而已。在此,我特别指出,国家领导人假如能真正了解才能和品德的分别,知道选择的先后,便不致重蹈覆辙。
柏杨:
司马光把人性当成了一个无机体,所以对品德和才能的界说,似是而非。像“强毅”固是才能,像“公正”,固是品德,也是才能。尤其在实际的政治活动中,判断一个人到底是“才能”胜过“品德”?或是品德”胜过“才能"?根本无法办到。
哪一个君王领袖,不是肯定他的亲信部属,都是天下第一贤明兼天下第一忠心?如果早就知道他将来会变了样儿,岂会赋以重任?中国传统上的用人行政,一直绕着这种“才能”“品德”“君子”“小人”的圈圈打转,连诸葛亮先生都强调要“亲君子”“远小人”。咦,芸芸众生,攘攘群官,模样都差不多,谁是“君子”?谁是“小人”?结果形成一项:“我是君子,你是小人”定律,互相指控。
几个著名的王朝,如宋王朝和明王朝,就是在这种互相指控中,使中央政府陷于瘫痪,终于灭亡。而且,纯理论上,“愚人”比“小人”更糟,俗不云乎:“昏官之害,胜干贪官。”贪官在无赃可贪,或刀架到脖子上不敢贪的时候,他的才能还足以做出有利于人民的事。而昏官,无论什么时候,他都不能运转。司马光先生这种论调,使历届王朝政府,都太强调“品德”,结果大多数都毁于庸才之手。
盖人心复杂,二分法既天真而又简单,一个人身上的邪恶与高贵,固同时并存,在盖棺之前,无法化验,也无法提出分析报告。只有一个方法可以防止邪恶,那就是民主制度,用选举来控制他的邪恶程度,同时也用选举激发他高贵的品德。然而司马光先生那个时代,却没有民主,使司马光先生只好诉诸抽象的原则。于是,我们困惑(不是责备):以司马光先生学问的渊博,为什么没有冒出一点民主人权的构思。
往期文章:
三家分晋-《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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