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随便研究”系列的第10篇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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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疫情十分深重，普通民众往往认为瘟疫就是鬼神作祟所致，通过信仰某些神祇就可以达到消灾减病的目的，最初，古人认为散布瘟疫的是恶鬼，即疫鬼，率领疫鬼的则是瘟神。我国古代的瘟神随着地域的不同也不尽相同，袪瘟送瘟的习俗也各具特色。
瘟疫又有温疫、疫病、伤寒、时行等名称，中医所谓的瘟疫是指具有流行性、传染性的一类疾病的大流行，而西医中的瘟疫指的是传染病，即各种致病性微生物及病原体引发的传染性疾病，像天花、霍乱、疟疾、鼠疫、伤寒、麻疹、肺结核都属于这种疾病。
送瘟神，虽然也有作为个人的祈祷行为而进行的，但瘟疫的流行关系到共同体全体的生存，所以一般来说大多作为村落等共同体的仪式来举行。关于此类的瘟疫观与送瘟神的咒术，中国、韩国、日本等环东海地域里都存在共通点。
01谁是“瘟鬼”？谁是“瘟神”？
最初，古人认为散布瘟疫的是恶鬼，即疫鬼，中国古籍最早记载的疫鬼有三位。东晋干宝《搜神记》载：“昔颛顼氏有三子，死而为疫鬼：一居江水，为疟鬼；一居若水，为魍魉鬼;一居人宫室，善惊人小儿，为小鬼。于是正岁命方相氏帅肆傩以驱疫鬼。”
另外，还有“五温鬼”之说，“岁暮夕四更，取二二豆子，二十七麻子，家人头发，少合麻豆，着井中，咒勅井吏，其家竟年不遭伤寒，辟五温鬼”。除此之外，大约成书于南北朝末或隋唐之际的道教类书《道要灵祇神鬼品经》，专门辑录道教诸书中有关灵祇神鬼之言，全书的十八品中有一品是瘟鬼品，并且明确指出瘟鬼的职责就是行瘟疫病。
古人还认为瘟鬼到人间散布瘟疫是秉承天帝的意志，以惩罚人世的罪孽。唐代洞渊派道士所作之《太上洞渊辞瘟神咒妙经》指出：“下界生民处居人世，不敬三宝，呵天骂地，全无敬让，心行谄曲，为非造罪。……五帝使者奉持天符文牒，行于诸般疾疫。”宋元时期净明派道士所作之《太上灵宝净明天尊说御瘟经》中也宣称瘟疫疾病皆有鬼神主掌，用以惩罚行恶之人，修道弟子及其眷属若不如法行善，亦罹其殃。此外，《正统道藏》中认为瘟疫是鬼神所致的经书还有《太上说牛癀妙经》、《太上洞渊辞瘟神咒妙经》、《太上三五傍救醮五帝断瘟仪》等等。
疫鬼散布瘟疫，而奉命率领疫鬼的则是瘟神。《搜神记》卷五《赵公明参佐》条称：“上帝以三将军赵公明、钟士季，各督数鬼下取人。”这里的三将军当是瘟神。大约成书于两晋南北朝的《太上洞渊神咒经》卷十一云：“刘元达、张元伯、赵公明、李公仲、史文业、钟仕季、少都符，各将五伤鬼精二十五万人，行瘟疫病。”这里提到的瘟神达到七位之多。
然而，民间所祀之瘟神大多为五位，约成书于隋唐时期的《正一瘟司辟毒神灯仪》，是道教灯仪的一种。经文中明确称五瘟神为五瘟使者，并有姓氏，分别为东方行瘟张使者、南方行瘟田使者、西方行瘟赵使者、北方行瘟史使者、中央行瘟钟使者。
元代成书明代略有增补的《三教源流搜神大全》有关五瘟神的信息更加具体了，该书卷四称：“昔隋文帝开皇十一年（）六月，内有五力士，现于凌空三五丈，于身披五色袍，各执一物。一人执杓子并罐子，一人执皮袋并剑，一人执扇，一人执锤，一人执火壶。帝问太史居仁曰：‘此何神？主何灾福也？’张居仁奏曰：‘此是五方力士，在天上为五鬼，在地为五瘟，名曰五瘟：春瘟张元伯，夏瘟刘元达，秋瘟赵公明，冬瘟钟士贵，总管中瘟史文业。如现之者，主国民有瘟疫之疾，此为天行时病也’。”
在东南沿海以及台湾地区比较普遍信仰的瘟神则是“王爷”。王爷是当地十分复杂的信仰体系。关于王爷的来源，有3人一组说，有5人一组说，还有12人一组说，甚至还有进士说。
总之，王爷不只是一位神，而是历史上或为救民而取瘟药自服，或为民献身、勤政为民的众多人物，他们受到当地人们的广泛崇敬。在王爷信仰体系中有多位王爷负责行瘟，其中以池王爷最为知名。池王爷也并非只有一位，这些池王爷的经历也都和阻止瘟疫有关，每个地方的池王爷都有其地方特色，有的甚至可以找到历史上具体的人物。
02“送瘟神”作为一种习俗
在古代，由于科学知识的局限，瘟疫发生时人们往往无法用医学来解释其原因，而是把它的横行肆虐看作是精灵、鬼怪、瘟神等的作为。所以古人们经常采用祭祀祈祷仪式，希望把视为病因的鬼怪和瘟神等送走来消灭瘟疫，这些祭祀祈祷仪式经过长期演变形成各具特色的祛瘟送瘟习俗。并且这些习俗得以延续，成为今日我国一些地方节庆活动里的一项具体程序，得以保留。
针对疫鬼致病，我国古代早在殷商时期就形成了一种固定的用以逐疫驱鬼的仪式，称“傩”或“大傩”。到了周朝，“傩”被作为周礼之一记载在册，《周礼·夏官·方相氏》载“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难，以索室驱疫”。仪式开始变得隆重，百人共同表演，当时还产生了仪式主持人，并有专用名词——方相。
到了汉代“，傩”的分支继续扩大，出现了与方相相配的十二兽，“傩”在这个时候逐渐走出宫廷，向民间普及。到了唐、宋时期“傩”规模进一步扩大，表演盛极之时达五百人，原来的方相、十二兽等不再担当仪式主持，而是更多地融入了钟馗、土地、门神、灶神等民间神，表演形式也不再单单以驱鬼逐疫为主，还有很多充满生活气息的表演。
从宋代开始，“傩”向西传播，在湖南、湖北、广西、四川等地盛行。后来，这种巫术文化逐渐在中原地区消退，反而在地域偏僻、生产方式原始的地区得以长期保留下来，可谓“礼失求诸野”。直到现今我国贵州、江西、广西等部分地区还存在着岁末“舞傩逐疫”的风俗。
“送瘟神”是我国古代一个传统的习俗。古代瘟疫发生时，人们往往把代表瘟神的偶人放在船或马上（船或马，往往被假想为瘟神乘坐的交通工具），运至靠近居住地的河边或海边，将其烧毁或让其顺流漂走，这种仪式就是“送瘟神”。
“送瘟神”的习俗在我国古代无论南方、北方都能够找到大量的记载，如福建三明市的将乐县古代通常在农历正月十七日举行送瘟船的仪式。船是木制的，里边放置有用纸和竹子做的瘟神，年轻人挑着它在大街上巡回。大街上的人们把象征灾厄的各种物件附着到船中的瘟神偶人上。在其后边紧跟着坐在大纸马上的“驱瘟之神”。船到了河岸，“驱瘟之神”骑着纸马围绕船转三圈。之后马上把船毁坏、烧毁。
湖北云梦县在端午节有“龙船迎赛”的习俗，以龙船迎接神的来临（迎船），数日后送龙船到河边焚烧（送船），借此希望神将恶鬼及疫病等带走。河南扶沟县旧时有在“（五月）朔日，里民造瘟船，送瘟神于河”的习俗。山西阳曲县在古代也有“送瘟船”的习俗，通常在农历五月拉着有五瘟神像的龙船形状的车到处走。
在闽台等信仰王爷的地区，针对负责行瘟的诸神有“送王船”的习俗，如福建泉州等地送王船的时间一般在农历五月。“是月无定日，里社攘灾，先日延道设蘸。至期以纸为大舟，送五方瘟神，凡百器用皆备，陈鼓乐仪仗百戏，送水次焚之，近竟有以木舟具真器用以浮于海。”
台湾地区如诸罗县（今嘉义县）送瘟船的过程就更加详细了，史载“敛金造船，器用币帛服食悉备，召巫设坛，名曰王醮。三岁一举，以送瘟王。醮毕，盛席演戏，执事俨恪跪进酒食。既毕，乃送船入水，顺流扬帆以去。或泊其岸，则其乡多厉，必更禳之。”
此外，前面提到西藏的瘟神为牛魔王，当地在二月十九日有送瘟神习俗，名叫打牛魔王。《旃林纪略》对此有清晰的记载，“预雇一人，扮为瘟神。是日大诏前蛮官及兵均如扬兵状，一人扮达赖喇嘛，与扮瘟神者先后至。扮达赖者铺垫坐诏前，与一戴鬼头之法师对坐。须臾瘟神出，面涂黑白，与达赖互相诘难.词屈，复赌掷骰。达赖之骰以象牙为之，面面皆六，三掷皆卢。瘟神之骰以木为之，面面皆么，三掷皆枭。负而色赧，意欲另斗法术。达赖与法师及揭谛神斥其非，瘟神不行，即遣五雷立逐，乃去，送至河干”。
03“送瘟神”作为一个象征
瘟神作为一种民间信仰的象征，在日常那个生活中其含义也会扩大，运用在社会活动里，成为一个人或者一群人的代称。在晚清民国，作为象征的“瘟神”，多是指一些昏庸无能、鱼肉百姓的官吏。当其离任，或者因为腐败被革职查办时，百姓处于对他们的愤怒，多用“送瘟神”来描述。
在民国报刊中，对这种现象多有记载。年出版的《神州画报》里便有一幅名为《送瘟神》的漫画，画中一位官员乘坐的轿子，正有仆人们抬着经过城门准备出城。此时，有老百姓身穿出殡时的麻衣，手拿冥器，拦在了轿前，口称“送瘟神”，愿他永不再来。
年4月15日发行的《时报》，第5版底部，有一则新闻。题为《咸宁人喊送瘟神》，内容大意为：湖北咸宁县一官员，断案不明，常有冤案，百姓怨声载道。该官员经人举报后，被调往他处任职。临行时见人山人海，该官员以为是自己官声卓著，百姓不舍，纷纷前来送行，正在沾沾自喜时。没想到，百姓们都是盼着他走的，人群中大喊“送瘟神”，手拿粪罐砖头就向官员及其所乘砸去，弄得他们满身污秽，官员口称“晦气”。
民国时，四川地方军阀割据，政局混乱，他们巧立名目，摊派苛捐杂税，引起人民的无比痛恨。有人便在“瘟神庙”前以瘟神的口气题了副对联，语意双关地讽刺了军阀们的暴戾贪婪，以假称来造成双关的结果：
坐镇此方，不管青莱红苕，拿来就吃
驻守斯土，若无黄金白银，休想除瘟
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起以消灭血吸虫为核心的社会运动，由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就有宣传把资本主义直接说为“瘟神”，甚至直接将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比作“瘟神”。将资本主义视为“瘟神”的发源地，“资本主义复辟，就是瘟神复活”。这种宣传教育在疫区如火如荼展开。据初略统计，截止年7月就有8.8万人受到了这种教育。通过血防及宣传，使得地方文化日益跟国家主流文化趋同，地方文化走向一元化，具有文化的趋同性和规范性；另一方面，从效果看，地方文化受到国家文化高度影响，国家获得对地方事务的解释支配权。
至今，这种象征依然存在。
04“送瘟神”作为一次运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对社会、思想文化开展了一系列的改造。疾病防治是社会改造的重要内容。不仅消除了疾病，改造了地方社会，也间接、无形地对地方文化进行了改造。
血吸虫病曾遍布我国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十几个省、区、市，受威胁人口达1亿以上。大多数患者骨瘦如柴，腹大如鼓，丧失劳动能力，妇女不能生育，儿童成侏儒。血吸虫病严重的地区田地荒芜，家破人亡。江西省丰城县白富乡埂头村，之前本有多户人家，到年因此病仅剩2人；安徽省的宁国县和歙县因血吸虫病，出现了“棺材田”“寡妇村”。
年，美籍华人徐藩前往浙江嘉兴步云镇考察血吸虫病的流行情况后，在《大公报》上发表了这样的文字：“嘉兴步云镇，位于县之东北隅，人口九千一百。据调查所得，该地居民约百分之六十患有血吸虫病……予曾至该镇之墙头村，此村在二十年前，有十余家约百人，现仅剩一家四口，而此四口中，又见一人已有腹水。其人口衰落原因，均系直接或间接因‘日本血吸虫病’死亡。其房屋亦因住户死后无人居住，已为江北的船户拆毁，惟余地基上的旧石础，及破毁棺木数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对血吸虫的防治工作的重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毛泽东主席向全国发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的号召。年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血防九人小组，专门领导血防工作，周恩来总理签发了《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决定》，并把防治血吸虫病列入全国农业发展规划。预防血吸虫病的群众运动蓬勃兴起。从那时起，“瘟神”就有了新的具体的指代，那就是血吸虫。
年国务院下文，令各省、市、县都要建立血吸虫病防治机构。湖南省华容县《血防志》记载：“年5月，县血吸虫病防治站成立，编制20人，站址设城关镇。”年底，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成立。年制订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26条明确规定“在七至十二年间消灭血吸虫病”。此后每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血防领导小组几乎都有相关文件下发。
各省、市、县颁发的各种文告、指令难以计数，且从省、市、县到乡镇四级，都迅即建起了血防机构。各类宣传机构在那场以举国之力送“瘟神”的运动中也出了大力。据不完全统计，在年以后的20年间，仅中央血防办公室组织拍摄的科教片就有四部，又摄有故事片、新闻纪录片各两部。此外，各省、市出版
的画册、小说、诗歌、歌曲、连环画、科普读物等不计其数。
防治血吸虫病，重点在“防”字。因为患病者的数目再多，若不新增病员，以全国之力，总有一天能将其“基本治完”。染病者总是在增加，是因为血吸虫孵化的“中间站”本是钉螺，而钉螺又生于野外，“土坷垃里刨食”的数亿农民又必须终日在野外劳作，故如何消灭钉螺便成了防治工作能否成功的关键。但南方十几个省、市、区面积广阔，地貌复杂，要将其每一寸土地都查遍、“刨翻”，绝非易事。针对不同地貌创造出了结合生产围垦荒洲、堵汊、不围而垦、矮围垦种、筑圩蓄水药浸、开新沟填旧沟、修筑“灭螺带”、药杀、火烧、火焰喷杀、药物泥糊和机动喷雾器喷药、拖拉机机耕灭螺等行之有效的方法。
据中共中央血防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印的有关资料记载：“江西余江县从年春至年冬，先后为灭螺填掉旧沟条，全长19万余米，填土一百多万方，开新沟条，全长11.6万多米，挖土44万多方；扩大耕地面积亩，改善灌溉面积多亩。他们还用铲草积肥、三光灭螺等多种方法，消灭屋基、墙脚、树蔸、石桥缝中的钉螺。经过两年时间，余江县消灭了传染血吸虫病的主要宿主——钉螺。”
年6月，毛泽东主席得知江西省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病后，写下的七言律诗《送瘟神》二首。多年之后，其中的诗句“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频频出现在了全国各地中学生的物理试卷中，成为一道理解地球自转知识点的必考题，但学生们大多不知道这句诗，究竟出自何处。
其一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其二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年，中共中央血防领导小组公告：“至年年底，全国已治愈血吸虫病病人一千一百多万，消灭钉螺面积一百一十多亿平方米，有七十六个县（市、区）消灭了血吸虫病，一百九十三个县（市、区）基本消灭了血吸虫病……”血防领导小组办公室在《防治血吸虫病三十年》纪念册中记述：“如今全国共有血防专业干部一万六千多名，他们常年战斗在血防第一线，涌现出许多先进工作者，有的在工作中感染了血吸虫病，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血吸虫病的传播和控制受到生物、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我国控制和消灭血吸虫病仍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目前我国血吸虫病流行区主要分布在湖沼地区和高原山区，由于受到环境、水位、社会、经济等因素的影响，在水网地区和山丘地区创造的一系列有效的灭螺措施在这一类地区无法实施，钉螺难以消灭。
同时，由于受洪涝灾害及退田还湖等的影响，钉螺有扩散的趋势。家畜特别是牛，是我国血吸虫病最重要的传染源，由于受社会经济等因素的影响，传染源控制十分困难。虽然有高效的治疗药物毗喳酮，但治疗后的人、畜因生产、放牧等再次接触疫水，重新得到感染，难以阻断该病传播。三峡建坝、南水北调等国家重大水利工程的建设，全球气候变暖，人畜流动增大，血防机构、队伍削弱等都给血防工作带来新的挑战。
05结语：“送瘟神”送走了什么？
“瘟神”来自于古代人们对传染病缺乏认识，所创造的一种形象。而“送瘟神”则更将这种想象加上了行动，则是人们对于清除瘟疫的愿望。其核心，实际上是一种恐惧和无力的表现。
疾病加上地方信仰、民间文化再加上政治因素，便有了遍布全国，种类多样，延续时间极长的“送瘟神”习俗。即使时至今日，人们对疾病的认识能力已经大大地提高，却仍然愿意用“瘟神”来形容这些造成巨大伤亡的传染病。
总之，祛瘟送瘟的习俗虽然随着地域的不同其表现形式存在着差异，但究其目的来说，都不外乎是趋吉避凶，保境安民。人们对瘟疫恶疾等有历史性体验与情感关怀。丰富多样的病魔形象是人们不断体察与思考的艺术化生成。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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