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保护和堪舆

中国迄今还没有一本系统论述环境保护史的专著，更没有一本从堪與角度论述环境保护史的专著，这是学术领域的一个空白。究其原因，一是很少有人注重环境史，二是缺乏史料，三是不懂堪舆术。因此，有必要加强环境保护史的研究。

中国环境保护史可以追溯到很远的洪荒时代。考古学家惊诧地发现，早在50万年前的北京周口店龙骨山人就选择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北面和西南有高山作为屏障，东西面和南面是小丘和平原，林木茂盛，有一蜿蜒小溪从洞口流出，环境很美。

是圣贤教导原始人选择环境的？还是人类本身有这个本能？我想起了《晋书》卷五十八记载的一个故事：东晋大臣陶侃年轻时贫寒，想找个好地方埋葬亲人，恰巧遇到一位飘若天仙的老人。老人指着前面山岗下一条牛睡眠的凹地，说是吉地。陶侃于是在此葬了亲人，心理感觉良好，后来官运亨通。这个故事一千多年来就是个谜，不得其解。我时常思考个中之理，终于有所顿悟：牛在选择地点休息时有一种本能，它不在大路中间，也不在山岭的风口，而是在土质细润、避风向阳的地点，在这里躺着既安全又舒服。人的行动是受思想支配的，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选择环境是生存的一种本能。

人类不仅注意选择环境，还要改造环境。距今年前的陕西西安半坡人，他们把村落设置在沪河东岸的台地上，依山傍水。为了防止野兽骚扰和外族入犯，他们挖掘了一条长米，宽深各5米的壕沟围绕着居住区，实施土方多立方米。这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环保工程。

圣贤在保护环境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忽略的作用。中国上古治理环境最有成就的圣贤是夏代的大禹。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也是一个堪舆师。那时发生了特大洪水，淹没了许多田庄，民无所居，大禹承担了治水的任务，足迹遍布中国。他观天察地，亲自察看地形，了解水的来龙去脉，历尽艰辛，三过家门而不入，终于以疏导和土挡的方法治服了洪水，使人民安居乐业。大禹成为中国人崇敬的勤劳圣贤。

中国最早的环境部长是伯益，他由舜帝任命，管理山林川泽草木鸟兽。伯益熟悉飞禽走兽的生活规律，发明了陷井。《尚书·舜典》记载了他的事迹，今陕西省洛水九山庙有他的纪念碑。

良好的环境是部族和国家兴旺的首要条件。中国的先哲经常迁移都址，以便优化环境。商族从汤至盘庚，五次迁都。周族的公刘和古公在迁都中使人民兴旺。楚国的都城是一迁再迁。北魏孝文帝改革的重要内容就是迁都。迁都是取得最佳生态环境的必不可少的举措。

由于自然环境赐予人类无限的资源，并以变幻莫测的面孔对待人类，所以，中国先民认为万物有灵，对大自然顶礼膜拜。从周代至清代，统治者定期举行祭祀自然的仪式，从天地日月到山川草木，都是崇敬的对象，这些祭祀活动虽然有迷信色彩，但起到了保护环境的教化作用。

中国是个农业国，维护生态环境是获得农业丰收的必要条件。周代做了大量工作，为中国的环保奠定了基础。据《周礼》记载，周代有了初步的环保制度，设立“山虞”掌管森林，“司空”掌管城郭，又有职方氏、土方氏、庶氏、翦氏、赤发氏、壶涿氏分别掌管灭害虫，除杂草。公元前11世纪，西周颁布了《伐祟令》规定：“毋坏屋，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这是中国文献中所见保护环境的最早法令。

先秦的文献已经注意到环境与环境保护。《诗经》对地形和水文有了明确的划分：把陆地分成山、阜、原、陵、冈；河床地带分成兆、廠、渚、浒、淡；水域类型分成江、河、川、泉、涧、沼、泽、泥、沱等。《管子》一书的《地员》、《地度》、《地数》等篇目是杰出的地学论文。《地员》论述了地势、地形、土壤、水文，并以“五土配五音”，后来发展为“五音五行”的风水观念。《地数》记述了土地表层与里层的相应关系，指出“山上有猪者，其下有铁；上有铅者，其下有银”；“上有丹沙者，其下有注金”。可以说，《管子》是中国古代杰出的相地学著作，也是堪舆术著作。研究堪舆，如果忽略了《管子》，就会迷失源流之本。

还有《吕氏春秋》、《礼记》、《荀子》等书提出了三方面事项：第一，不要滥砍树，不要随意捕杀飞禽走兽，不要把湖填平，不要把鱼捕尽；第二，应当按季节保护生态，特别是春季，万物生长顺其自然；第三，应当把保护环境作为治国大事，经常发布命令，严格遵守。

农业环境保护的法律可以追溯到多年前，年，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11号秦墓发现竹简，其中的秦律规定：春季二月不要砍伐林木，不要烧草不要杀小动物，违者严治。

汉代对地理概念有了更加准确的认识。《尔雅》有《释地》、《释丘》、《山》、《释水》都是解释地理现象的，如“下湿日限，大野曰平，广平日野，高日陆，大陆曰阜，大阜日陵，大陵曰阿。”年在长沙马王堆出土了西汉的《地形图》、《驻军图》、《域邑图》，图中已能清楚地表示出山脉、山簇、山峰、山谷、河流，并且比较精确。由此说明堪舆知识不断完备。

三国时，有人写了《水经》，这是我国第一部记载水的来龙去脉的专著，但内容过于简扼。北魏郦道元依据《水经》而作《水经注》，所记河流水道条，注文达20万字，记述了水道附近的环境，如《水经注·易水》记载先秦时的燕宫遗址云：“城南注易水，夹塘崇峻，邃岸高深，左右百步，有二钓台，参差交峙，迢遥相望，更为佳观矣。”这段文字描述了建筑与山水景观之间的和谐，是一块风水宝地。

明代徐霞客是个堪舆家，对山川环境有浓厚的兴趣。他考察名胜，北抵晋冀，南尽粤桂、东至浙闽，西极黔滇。潘未在为《徐霞客游记》的序文介绍徐的游历时说：“但有名胜，辄迁回屈曲以寻之；先审视山脉如何去来，水脉如何分合，既得大势，然后一丘一壑，支搜节讨。登不必有终，荒榛密，无不穿也。涉不必有津，冲湍恶泷，无不绝也。峰极危者，必跃而踞其巅；洞极邃者，必猿挂蛇行，究其旁出之宝。途穷不忧，行误不悔。瞑则寝树石之间，饥则淡草木之实。”《徐霞客游记》对山川源流、水土流失、岩洞溶蚀有详尽的描述。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国际中国科学技术史学术讨论会”上，杨文衡先生撰写了《徐霞客的风水思想和活动》一文提交大会，说明学者们开始从堪舆角度研究徐霞客。徐霞客的环境保护思想值得进一步发掘。

中国有世界最丰富的地震资料，这是观天察地的经验总结。由于中国地处太平洋地震带和欧亚地震带之间，有万平方公里(占全国32.5%面积)的地区随时有可能发生7级以上地震，因此，历代朝廷都重视记载地震。先秦成书的《竹书纪年》记载了夏朝帝发七年(前)的“泰山震”，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地震记录。从公元前年至公元年，历史文献记载10条地震，其中有次比较可信。对于大多数地震的前兆、过程、环境改变都有描述。这是一份珍贵而有实用价值的历史遗产，表明中国先民对环保的长期重视。

中国历代最重视的环保是水利。水利是农业的命脉。隋朝开掘了迄今为止世界上最长的运河，改变了南北交通环境。汉代和明代积极治理黄河，明代潘季驯提出“束水攻沙”“蓄清刷黄”理论，收到很好的效果。修建水利是环境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水利修建过程中，察看河流两岸的山脉，需要运用相地知识，发挥了堪舆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