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考古发现证明了史书记载的可信度

考古学新发现的材料经常作为历史学研究中对史书可信度的验证手段。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考古发掘项目的开展，不断有新的考古材料被用于对历史记载的校勘。那么，有哪些考古发现证明了史书的可信度呢？

一、甲骨文

甲骨文的发现虽然不是处在严谨的考古发掘环境中的，但随着晚清时期王懿荣等人对安阳甲骨文材料的收集，以及刘鄂的《铁云藏龟》的成书，对甲骨文的研究从无到有，对这种新的文字的释读也开始发展。

年，王国维根据王懿荣刘鄂等人收集的甲骨文材料对这种文字进行了释读并发表了《殷墟辞中所见先王先公考》，首次对商代先王的名称和世系做出了详细的考证，并将商王世系与《史记》对照，证实了汉代司马迁《史记》中《殷本纪》中关于商代的记载的可信性。

二、睡虎地秦墓竹简

从商鞅变法后，秦的法律就走上了与其他国家不同的道路，法律全部以文字的方式呈现并且保持全国的法律执行者都能及时了解到新发布的法律或者有修改的法律。

年，考古学家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中发现了共枚竹简，这些竹简是一位叫做“喜”的秦朝小吏，喜曾在安陆县先后历任御史、安陆令史、鄢令史、治狱鄢等与刑法有关的低级官职。

这些发现的竹简全是他的墓中的随葬品。内文为墨书秦隶，其内容主要是秦朝时的法律制度、行政文书、医学著作以及关于吉凶时日的占书。包括：《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等。

睡虎地秦墓竹简的发现，证明了司马迁《史记》中关于秦代法律的证明：

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三、秦始皇陵中水银使用情况

结合近年来对始皇陵周围环境的田野调查和测量工作的不断推进，始皇陵中使用了大量水银这一记载已经被确认为事实。

年至年，考古学者对秦始皇陵进行了两次汞（水银）量测量工作，这两次测量对秦始皇陵周围土壤中的汞气的含量以及土壤或演示中的汞含量进行了科学测量《秦始皇陵中埋藏汞的初步研究》。

测量结果发现，始皇陵的封土中出现了较大的汞含量异常现象，远高于请始皇陵周围的其他地方的土壤汞含量平均值。

这次对始皇陵封土汞含量的测验证实了《史记》中关于始皇陵中埋藏有大量水银的记录：

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

四、滇王金印

滇王金印收藏于云南省博物馆，最近正在西南博物馆联盟共同举办的“盛宴”展览中展出，有机会的可以去看看！

“滇”是《史记》记载的“西南夷”中仅次于夜郎的大国。从考古发掘的情况看，滇文化的分布范围大致以滇池为中心，西起楚雄、禄丰，东达曲靖、宣威，北至东川、会泽的金沙江以南一线，东南不过南盘江（即开远、个旧一线），南至新平、元江。《史记》记载滇王所统辖的地域应主要集中于滇池盆地一带，“地方三百里……，其众数万人。”

滇王金印的发现证明了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对这一事件的描述：

《史记·西南夷列传》：元封二年，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深、靡莫，以兵临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诛。滇王离西夷，滇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

五、侯马盟书

春秋时期诸侯之间盛行盟誓，这是诸侯为了特定的政治目标集结在一起，举行的一种具有制约作用的礼仪，《春秋》和《左传》中关于盟誓的记载有多处，侯马盟书的发现佐证了《春秋》及《左传》的记载。

侯马出土盟书总计余件，主要记载了以赵鞅为首的赵氏集团为了扩大自己的力量、分化、镇压敌对力量，进行的一系列的盟誓活动。这些盟书通常刻写在玉器上，主要包含了“宗盟”、“委质”、“纳室”、“诅咒”等类型的内容。

六、汉代皇宫中的冰库

4年，汉长安城工作队于长乐宫西北部发掘清理了长乐宫5号建筑遗址，这是一组形制独特的建筑，主体基址（F1）四面有宽厚的夯土墙，南墙最厚，达5.5米，西墙4一4.6米，东墙3.9米，北墙3.5-3.7米。房内中部为条砖侧立而砌的地面。顺墙有一周回廊，宽0.98米，地面平铺条砖（多已无存）。房内地面由南北两侧向中间倾斜，并于中部形成一条东西向排水沟，排水沟的东端连接一条穿过东墙的排水管道。根据其半地下式建筑、厚墙和立砖铺地等特点，推测应为凌室。中间贮冰，故有排水的沟道。四周回廊为行走的通路。这一发现佐证了文献记未央宫有凌室的记载：

《汉书·惠帝纪》：四年“秋七月乙亥，未央宫凌室灾”。

汉初长乐宫曾一度用作皇宫，因此，5号基址也应为宫城中的一处凌室和其附属建筑的遗址。

七、张汤墓

3年5月西安市考古所在长安区西北政法学院南校区工地发掘了一座斜坡墓道的土洞墓，平面略呈甲字形，据出土之“张汤”、“张君信印”和“张汤”、“臣汤”两枚双面印，可知墓主为西汉武帝时位列三公的御史大夫张汤，但仅有一棺，因遭严重盗扰，葬品仅见铜镜、带钩等日用小件，不见汉墓常见的陶器和其他贵重器物。

这一发现佐证了《汉书·张汤传》记：

“汤死，家产直不过五百金，皆所得奉赐，无它赢”，下葬时“载以牛车，有棺而无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