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上河图》中的药铺

源于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正在肆虐,举国肺炎疫情告急,各地纷纷启动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由于目前没有特效药,对病人和疑似病人进行隔离,也就成了防控疫情最重要的举措。

用隔离的方法切断传染源,控制疫情蔓延,自古以来就是防控传染病最切实有效的措施。据年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的竹简记载,早在秦代,如果发现修筑长城和为宗庙砍柴的劳役患上了麻风病,就要送往“疠迁所”实行强制隔离,以便控制麻风病的传染。因此,秦代的“疠迁所”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传染病隔离场所。不过,“疠迁所”医院,而是恐怖的杀人场所。病人送进“疠迁所”之后,要么被投入水中淹死,要么被活埋,可见秦代官府对待传染病患者十分野蛮。

汉代传染病患者的待遇要比秦代好得多。《汉书·平帝纪》记载,西汉元始二年(2年),天下遭受旱灾和蝗灾,民间疫病流行,汉平帝下诏将患者隔离在空置的府第或客店中,并提供医药。《后汉书·皇甫规传》也记载,东汉延熹五年(年),中郎将皇甫规率军西征姜人,军中疫病流行,死者十之三四,皇甫规下令将感染的官兵统一安置到“庵庐”中进行隔离治疗。显然,用隔离治疗的方式控制疫情,在汉代已初步形成一种共识。

古代瘟疫夺去了无数生命

不过,由于当时医疗水平低下,传染病患者存活的几率并不高。据曹植《说疫气》文中描述,东汉建安二十二年(年)的大瘟疫,“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甚至整个家族死亡殆尽。才华横溢的“建安七子”中,就有五人染病去世。东汉末年的著名医学家张仲景,年少时家族人口有二百余人,但不到十年,家族中竟有三分之二的人因患疫症而死亡。正是由于不忍目睹疾疫横行,张仲景才立志学医救民,后来成为了“医圣”。

到了两晋南北朝时期,对传染病患者实行隔离成为了常态。《晋书·王彪之传》记载,东晋永和(-年)末年,疾疫流行,当时有这样一条规定:朝廷官员家中有三人以上感染流行疾病,即使官员本人未病,百日之内也不得入宫。因为他可能是病毒携带者或处于潜伏期。这一措施相当于如今传染病防控中的对密切接触者进行居家隔离。

隋唐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医疗水平得到了较大提升。当时,除了官方的医疗机构之外,佛教寺庙也开设众多病坊,收养贫病的平民。其中专门用来隔离和治疗麻风等传染病患者的病坊,被称为“疠人坊”。《续高僧传》卷20《僧人智严》记载,唐太宗贞观十七年(年),僧人智严住进了石头城(今江苏南京市西清凉山)的“疠人坊”,每日除了向麻风病人传教说法外,还替他们治病,甚至为他们吸吮脓包,无所不为。智严和尚在疠人坊中生活了十多年,直至唐高宗永徽五年(年)去世。

古代瘟疫的凄惨景象

两宋时期,病坊改称“安济坊”,由官府管理并提供经费,逐渐形成了常态化的疾疫防控机制。《宋史·食货志》记载,北宋崇宁(-年)初年,蔡京主持朝政,建立了一套完善的赈恤体系,在全国各州县普遍设置了居养院、安济坊和漏泽园。其中安济坊安济坊配备有专门的医护人员,病人在安济坊可获得免费的救治和伙食。对于传染病患者,单独安排居室,实行隔离治疗。蔡京是史上著名的奸臣,被列为“北宋六贼”之首,可他推行的社会救助制度,却让广大穷人得到了实惠。

元明清三代,各种疾疫频发,仅鼠疫和霍乱这两种传染病,就导致了数以千万计的人丧生,可当时的防控手段却泛善可陈。除了对传染病患者实行强制隔离措施外,达官贵人往往只顾自己逃命,远远逃离了疫区。如满清顺治八年(年),京城天花病毒大爆发,顺治皇帝为避免感染,竟一溜烟跑到几百里外的遵化躲避了数月。

进入现代社会之后,人类抗击传染病的能力大大增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科学家研制出了各种传染病的疫苗,从而战胜了许多传染病。如曾经让地球上数以亿计的人死于非命的烈性传染病天花,已被彻底消灭。但是,由于新型病毒不断出现,人类与传染病的斗争依然任重道远。如当下正在防控的新型冠状病毒横空出世,就让人们措手不及。在有效药物和疫苗问世之前,采用最原始的隔离方法阻止病毒传播,依然是防控疫情最有效的手段。(文/谢志东)

古人认为瘟疫是鬼作祟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abmjc.com/zcmbjc/434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