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曹镜明#秦始皇#
在“王朔《锵锵三人行》丨所有说秦始皇是明君都是罔顾百姓死活的混蛋”中带来了一个十分有意思的现象，或者说是问题吧！
历史人物不懂辩证来看，将帝王的霸权主义当做英明神武，罔顾百姓死活！
其中最典型的人物就是：秦始皇，汉武帝，这篇文章主要谈谈秦始皇；
第一：是暴君，不等于是昏君，功在千秋社稷；
第二：是雄主，不等于是明主，罪在当世之民；
这篇论述，基于上述观点，简要探讨一下，常被用来被洗白秦始皇的事件有多拙劣！
陈胜吴广起义原因探究
自《史记丶陈涉世家》记载：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适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陈胜、吴广皆次当行，为屯长。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陈胜、吴广乃谋曰：“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
什么意思？巧遇到大雨，道路不通，估计误期，按照秦朝法令都要斩首。
肯定会有人以“睡虎地秦墓竹简”加以反驳：
睡虎地秦墓竹简，又称睡虎地秦简、云梦秦简，是指年12月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的大量竹简，内容主要是秦朝时的法律制度、行政文书、医学著作以及关于吉凶时日的占书；
首先笔者绝对没有否定这些“出土资料”的真实性和价值；只是就做“史学研究”时究竟是以证据确凿的“史书专著”为主，还是以零碎“考古资料”为主？
当然肯定是相互结合来分析，但从中必然有个“主次”问题！
证明一个结论是否是成立的原则很简单；王东岳在《物演通论》中引出一个“逻辑三恰”的概念，什么是逻辑三恰？
1）自洽，也就是结论内部之间不存在矛盾冲突，自成体系；2）它恰，若不能证明现有结论是假的，所得结论就必须要与现有结论不冲突；3）续恰，对现有结论产生价值，不能累述；
那如若以“考古资料”为主的话，真的有资格，或者说是足够权威到否定所有史书资料吗？至少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是不可以的，也就是目前还是要以“史书专著”为主；
举个例子：如若没有史书专著，如若出土一批汉代的考古资料上写着“君权神授”，那么就能够说明当时是宗教式国家吗？神权凌驾在王权之上？
至少从字面上理解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王权”是“神权”授予的，也就是说“神权”凌驾于“王权”之上，不然评审“授予”呢？正如公司老板能让你升职，也能让你降职的道理一样，没什么可争辩的；
既然“考古资料”没办法完全否定“史书专著”，不管是记载的详实程度，还是权威程度，就是个“弟弟”，故而还是要以“哥哥”来当家！
那么多史书专著和名人评价，为什么偏偏选用司马迁的《史记》？
原因就是司马迁写的《史记》是距离秦朝最近、最权威的史学专著；《史记》的价值毋庸多说了，第一本传记体通史，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鲁迅评价“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足以说明他的专业程度；
司马迁的生活年代更是如此，距离秦朝短短大几十年，近百年，而已；或句话说，历史背景几乎相同，未产生断代盲区，什么意思？在这期间也许还有长寿的老人未死呢？故而司马迁整理的史料，绝对是最为贴近现实情况的；
“弟弟”之所以是“弟弟”：在上面的“逻辑三恰”和“君权神授”的例子，一个是理论上的证明，一个是事实上的佐证，下面再举个“人之常情”的例子：
固然秦律规定，因不可抗因素导致逾期达到不是死刑，只是打十几个板子而已！首先这个“板子”就需要打个引号，军人衙役的板子可是不留情的，十几二十个下去基本上非死即残，这要搁在秦朝一残废，还不如死了呢！其次是否还存在一个执行问题：
这就跟报团旅游一个道理，八点发车，导游让七点三十分集合，而旅游的人呢？怕迟到就都七点去的，结果白白苦等一个小时。也许秦朝执行的官员为了体现自己的功绩，也就是说管理的多么到位，擅自将秦律变得严苛化，这并不新鲜——阎王好惹，小鬼难缠！同时这种情况至少也是秦始皇默许的，不然不会产生默认的潜规则，深入人心！
焚书坑儒是得罪读书人的下场
在对待焚书坑儒的问题上，秦始皇确实谈不上残暴，相反还显得仁慈一些；其中王充在《论衡丶语增篇》中写道：燔《诗》、《书》，起淳于越之谏；坑儒士，起自诸生为妖言。也就是说“焚书”和“坑儒”是两码事；
首先是焚书：
《史记丶秦始皇本纪》：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1）只销毁《秦记》以外的诸侯国史记；
2）只烧毁私人收藏、禁止讨论《诗》、《书》等著作；
3）只禁止私学，但可拜官吏为师学习；
如此可对应的得出以下结论：
1）对《医》、《卜》等民生实用书籍，不禁；
2）诸子百家的学术著作，仍可收藏在皇家图书馆，未断其传承；
3）民间仍有其他学习通道；
焚书仅是人祸，目的是对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学说进行一次重新洗牌，制定全新的规则，其作用和目的，无非就是“统一度量衡”，那为何“焚书”成了遗臭万年的恶名昭著之举？而“统一度量衡”成为“国家大一统”的标配，是科学的政治政策呢？
其次是坑儒：
《史记丶秦始皇本纪》：始皇闻（侯生、卢生）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始皇长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苏北监蒙恬於上郡。
1）株连方士四百六十名；
2）作者司马迁仅与“坑儒”事件相隔六十五年，书中未提“儒家”；
如此可对应的得出以下结论：
1）株连数量上，并不会对学术发展产生太大影响；
2）株连身份仅是方士，即便掺杂部分其他学者，也不会对其学说产生致命影响；
坑儒是顶替，真正受到株连的人士和数量并不会对全国产生太大影响，动荡也只是暂时，最多算做“杀鸡给猴看”，给予其他学术主张的学者一定警醒作用；手段虽然直接、血腥，对比其他朝代的思想管制方式方法，还算委婉、人道，尊重知识分子；
焚书坑儒为何恶名昭著
秦朝与儒家是夙愿，早在诸侯国时期，便已结下梁子；众所周知，秦朝是通过“商鞅变法”逐渐成为强国，而商鞅最为看不起儒家，对《诗》、《书》、礼、乐，深恶痛绝，讥之为“六虱”。故而，儒家在秦朝传播学术主张的过程中，备受打击，官方不支持，甚至持以反对态度，民间推广不开，听众无几，几乎成为儒家绝迹之地；
可一朝天子一朝臣，经汉武帝“摆出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学问成为官学，成为普天下读书人安身立命，卖与帝王家的捷径，掌握话语的绝对主动权，如此对待秦朝的评价和论说还能公众客观？说来说去，无非就是得罪儒家的下场；
引用鲁迅先生对“焚书坑儒”的评价：秦始皇实在冤枉得很，他的吃亏是在二世而亡，一班帮闲们都替新主子去讲他的坏话了。不错，秦始皇烧过书，烧书是为了统一思想。但他没有烧掉农书和医书；他收罗许多别国的“客卿”，并不专重“秦的思想”，倒是博采各种的思想的。
天下初定，人心浮动，整体大的政治氛围和学术环境并没有统一，而在统一的过程就是对百家学说的管制，有管制必有得罪人！这是人之常情，再加上秦二世而亡，肯定会将秦始皇拿出来反复的骂，吃亏就吃在秦朝亡的太早；最后再次声明
第一：是暴君，不等于是昏君，功在千秋社稷；
第二：是雄主，不等于是明主，罪在当世之民；
换句话说，把每一个夸秦始皇是明主的人弄回秦朝，用不了一天就得骂娘；在秦始皇的统治下，后期是崩盘的，也就是失控的，做了太多宏伟的计划，力图传承千古，结果导致民不聊生；在国家的每个时期的发展都应该有各自的侧重点，建国初期，应该注重统一文化氛围和政治思想，这点秦始皇做的很好，也很仁慈；然而只有当这一时期结束之后，才能将其他“国策”付诸于实践，不然就是“透支根本”！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abmjc.com/zcmbzz/2844.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