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水利工程要做到五利俱全人民资讯

周恩来在担任共和国总理的漫长岁月里，在治理开发长江，发展长江流域经济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思想、理论、计划和方案，在长江流域开发史和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深入研究周恩来治理开发长江流域的理论和实践，对促进东部和中西部经济的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周恩来治理开发长江流域思想的形成 　　新中国刚一成立，周恩来担任政府总理，遵循“治国先治水”的古训，本着对人民负责的精神，把治理长江水患，开发利用长江水力资源，促进长江流域经济的全面发展，当做政府工作的头等大事，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始终没有放松长江流域的工作。周恩来在长期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总结经验，形成了一系列关于治理开发长江流域的思想、理论、计划和方案。其形成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１９４９～１９５４年），周恩来治理开发长江流域思想的产生。新中国成立前夕，正当全国解放战争胜利进军之际，长江洪水泛滥，给中下游人民群众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从这个时候起，周恩来就已开始考虑如何同长江这个“不平凡的对手”打交道。新中国成立仅３个月时间，长江水利委员会在武汉成立，在周恩来指导下开始制订治理长江水患的方案。这期间，周恩来认真研究了自西汉初年至清朝末年二千多年间长江洪水给历代劳动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分析了形成长江洪水的西部和中部两大暴雨区，掌握了平均每隔５～１０年就有一次洪水和大洪水的自然规律；主持了荆江分洪工程的兴建。这一时期的实践重心在于治理长江水患，在理论方面，提出了治标与治本相结合的方针。治标与治本相结合方针的提出，标志着周恩来治水思想也是治理开发长江流域思想的产生。 　　第二阶段（１９５４～１９５８年），周恩来治理开发长江流域思想的形成。１９５４年夏天，长江发生特大洪水，全党全国为之震惊，根治长江水患已成当务之急。为寻求治本之策，在长江水利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了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开始了对三峡水利工程和长江流域的勘测，并请求苏联政府派专家来华帮助进行长江流域规划工作。１９５８年２～３月，周恩来率领中央有关部门和有关省区负责人及中外专家一百多人，从武汉乘船至重庆，沿途进行实地查勘和大讨论，周恩来在亲临现场考察的基础上，吸收了各方面的正确意见，经过认真总结，形成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方案，提出了长江流域规划的基本原则。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方案，由周恩来首先提出，经过成都会议讨论通过，中央政治局正式批准，成为全党的共识。这个方案的形成，是周恩来关于治理开发长江流域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 　　第三阶段（１９５９～１９７６年），周恩来治理开发长江流域思想的丰富和完善。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方案形成之后，在周恩来指导之下，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制定了《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要点报告》，从而使长江流域规划更加具体化，内容更为充实。周恩来亲自主持了丹江口水利枢纽和葛洲坝水利枢纽的兴建，以及西部攀枝花工业区的建设，把治理开发长江流域思想、理论、计划、方案应用于实践，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经受检验，得到进一步发展，内容更加丰富和完善。 　　周恩来治理开发长江流域思想的主要内容 　　周恩来关于治理开发长江流域思想内容十分丰富，集中反映在他在三峡现场会上的总结发言和由他主持起草的《总结纪要》、在成都会议上所作《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报告》和由他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关于兴建葛洲坝水利枢纽的一封信和听取葛洲坝工程情况汇报时的多次谈话，以及在他领导下由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制订的《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要点报告》等文件中。周恩来治理开发长江流域思想有一个贯串始终的主题，即：综合利用、全面发展。围绕这一主题，从各个方面展开，主要包括以下基本内容： 　　（一）提出了治标与治本相结合的方针。１９５４年９月２３日，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今后必须积极从流域规划人手，采取治标治本结合、防洪防涝并重的方针，继续治理为害严重的河流。”这里所指“为害严重的河流”，当然包括长江在内。周恩来在治理长江流域的实践中，使这一方针的内容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周恩来认为，治理长江洪水，加高加固现有堤防，分洪蓄洪，是一种应急措施，是治标；只有从全流域出发，兴建三峡水利枢纽，对水力资源进行综合利用，全面发展，才是治本。周恩来十分注重对长江的根本治理，他在沙市市召集有关负责同志研究长江防洪问题时，指着地图上九曲回肠的荆江，语重心长地说：“长江是一个不平凡的对手，不能等闲视之！我们要从全国人民的利益出发，从长江上中下游出发，以修建三峡大坝为主要工程，从根本上解决长江的防洪问题。”①从而强调了治本的重要性。 　　在周恩来看来，治标与治本是矛盾的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从长远看，要寻求从根本上治理，只有治本，才是维护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但从当前利益看，也不能放弃治标的应急措施。１９５８年２月２８日，周恩来视察荆江大堤时，非常严肃地指出：“我站在荆江大堤上，却感到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在三峡大坝未兴建之前，洪水的威胁依然存在，荆江大堤一定要加固加高。”②他在主持起草《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时，为此专门写了一条：“长江较大洪水一般五年发生一次，要抓紧时机分期完成各项防洪工程，其中堤防特别是荆江大堤的加固，中下游湖泊、洼地蓄洪排渍工程等，决不可放松。在防洪问题上，要防止等待三峡工程和有了三峡工程就万事大吉的思想。”③ 　　（二）长江流域规划的基本原则。周恩来通过对长江流域的实地考察，在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于１９５８年３月６日在重庆的总结讲话中提出了“统一规划，全面发展，适当分工，分期进行”的原则。这是周恩来提出的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一个重要原则。根据这个原则，周恩来对长江流域规划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要求，主要有： 　　１．就规划的区域范围来说，包括长江的上、中、下游和各个支流，即整个长江流域，要有综合计划，要有全局的设想和安排；要作出整个长江的干支流、大中小、水网化、湖泊化的具体安排。 　　２．就规划的内容来说，要提出长江防洪、发电、航运、灌溉、水产等全面的综合利用的整体规划，要和防洪、水土保持、排涝结合起来搞，并且要涉及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等各行各业，都要适当安排。 　　３．中央和地方要有分工，中央各部门要各负其责，地方各省、市、自治区也要明确责任，共同配合，互相协作。 　　４．对于长江支流的治理，周恩来要求分别轻重缓急和先后次序，进行具体安排。他明确提出，由于条件的比较成熟，汉水丹江口工程１９５９年正式开工。 　　（三）三峡水利枢纽是长江流域规划的主体。对于三峡工程是不是长江流域规划的主体这个问题，中外专家有着不同的认识。周恩来认真听取和分析了各方面的意见，从以下几个方面确立了三峡水利枢纽的主体地位。 　　１．肯定三峡工程对上调蓄、对下补偿的独特作用。１９５５年１２月３０日，周恩来听取了林一山和苏联专家组组长德米特里也夫斯基关于长江流域规划战略重点的意见后，明确指出，长江三峡水利枢纽有着“对上可以调蓄，对下可以补偿”④的独特作用，三峡工程应是长江流域规划的主体。周恩来的这一论述，精辟地揭示了三峡水利枢纽的本质意义。长江上游约１００万平方公里山区的暴雨洪水，经三峡奔腾而下，进入中、下游约１２万平方公里的冲积平原，在东汉以前，有云梦泽调蓄，此后形成了洞庭湖自然分流。苍桑巨变，云梦泽消失了，洞庭湖萎缩了，它们的调蓄功能，唯有兴建人工水库代替。三峡水利枢纽既可调蓄上游洪水，又可发电、改善航运，从多方面进行补偿。 　　２．三峡水利枢纽是治理开发长江流域的远大目标。１９５７年１２月３日，周恩来为全国水利发电建设展览会题词：“为充分利用５亿４千万千瓦的水力资源和建设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的远大目标而奋斗！”这个题词，突出了利用水力资源，并且把三峡水利枢纽作为治理长江的远大目标提了出来，从而进一步突出了三峡工程的主体地位。 　　３．三峡工程是千年大计，政治上、经济上具有伟大意义。１９５８年３月２日至３日，周恩来在“江峡”轮上主持三峡讨论会，围绕需不需要修建三峡大坝，能不能修建三峡大坝，三峡大坝是不是开发长江水力资源的主体工程，这个工程是不是有巨大的经济效益，是不是要争取提前修建这个工程这几个问题展开辩论，让争论双方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作到求大同、存小异。最后，周恩来作总结，指出，大家一致肯定三峡工程必须搞，而且也能够搞，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具有伟大意义。他强调说，三峡工程是千年大计，是长江流域规划的主体，在不太长的时间，１５年到２０年，就可建成。 　　４．三峡工程是重点，重点不能代替一切。周恩来把唯物辩证法运用到了纯熟的程度，时刻注意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他在肯定三峡水利枢纽是长江流域规划的主体的同时，又特别强调，三峡工程是重点，但是重点不能代替一切；三峡工程是长江流域规划的主体，但是要防止在规划中集中一点，不及其他和以主体代替一切的思想。他还亲自把这一点写进了《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中。 　　（四）水利工程要做到五利俱全。１９５７年８月２０日，周恩来在谈到水利问题时指出，要有综合计划，要有全局的设想和安排，要和防洪、水土保持、排涝结合起来搞。１９５８年８月３１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北戴河长江会议，他在作总结发言时，责成长江流域规划委员会办公室根据各省的水利化规划，作出整个长江的干支流、大中小、水网化、湖泊化的具体安排，提出解决长江防洪、发电、航运、灌溉、水产等全面的综合利用的整体规划。这就把综合利用、全面发展更加具体化了。后来，他又把这几个方面归纳为“五利俱全”。１９７２年底，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指出：长江总是顾此失彼，总是不完全。防洪、发电、航运、灌溉，还有水产，这五种效益都有的现有水利工程有没有？丹江口将来有可能，现在还是开始。要从现有的大坝找五利俱全的。⑤ 　　（五）综合利用水力资源，全面发展流域经济。１９５８年３月５日，周恩来带领大批专家学者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参观狮子滩水电站，总结在长江支流上进行梯级开发的经验。狮子滩水电站在重庆以东的长寿县境内，由龙溪河４个梯级和大溪河、桃花溪共６个电站组成，是长江支流梯级开发的一个先例。狮子滩水电站的成功经验，使参观者们看到了长江支流梯级开发的广阔前景。周恩来也非常高兴，当即书写了“为综合利用四川水力资源树立榜样，为全面发展四川经济开辟道路”的题词。周恩来的这一题词表明，综合利用水力资源是前提条件，全面发展经济才是最终目的。他在这里具体指的是四川，但对整个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六）正确处理７种关系。周恩来提出，长江流域规划要正确地解决远景与近景、干流与支流、上中下游、大中小型、防洪、排涝、发电、灌溉与航运、水电与火电的相互关系，共６个方面。毛泽东在修改《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时，增加了“发电与用电（即有销路）”，成为７种关系。周恩来认为，兴建三峡水利枢纽，当然要涉及全江和整个长江流域，必须要联系到远景与近期的开发，干支流的关系，大中小型工程的结合，上中下游兼顾，以及水火电的比例等一系列问题，也就必然涉及长江流域的综合利用，整个工业的布置，和电力网的建设等问题，对这几种关系必须互相结合，根据实际情况，分别轻重缓急和先后次序，进行具体安排。 　　（七）长江上出了乱子“是国际影响问题”。周恩来最担心长江出乱子，他说：水利是关系人民生命的大事，我虽是外行，也要抓。水利抓了２０年，现在这么多科学试验，总是出乱子。周恩来在几次葛洲坝工程汇报会上，反复强调，葛洲坝水利工程要综合考虑，不要光把重点放在发电上，要保证通航、发电和泄洪的安全。不能坝一做，船也下不去。长江是一条大河流，葛洲坝是个大工程，很复杂，要不断修改设计。他特别强调说：“水利工程是与水打交道，一点马虎不得，马虎一点马上出问题，是关系人民生命财产的问题，怎么能得过且过！”并且指出：太急容易出乱子，长江出了乱子不得了，“长江出乱子不是一个人的事，是整个国家，整个党的问题”，“长江上如果出了问题，砍头也不行，这是国际影响问题’，⑥ 　　（八）要总结历史经验，要有创造，有提高。周恩来非常重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治理长江的经验，他视察荆江大堤时，对古代为防止河岸冲刷而修建的导流顶坝颇为赞赏，他指着坝顶说：“这是公元１８７０年建筑的，它充分表现了我国劳动人民和古代水利专家的智慧。１７０年前有改变水流方向的思想可不容易啦！”⑦１９５５年，他视察了长江支流岷江上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后来，他在水利工作会议上，甚至在接见外宾时，多次提到都江堰，对古代巴蜀人民的治水成就念念不忘。１９６１年７月４日，他在一次会上说，我国兴修水利至少有三千年的经验，这是科学。中国历史记载两千多年了，最古老的有四川省灌县都江堰，是秦汉时代依照水势修起来的，引岷江水，灌溉了很多地方。两千多年来的历史有一套经验，要很好研究。都江堰总算是科学，有水平，有创造嘛！两千年前有水平，两千年后我们应更高嘛！⑧ 　　周恩来治理开发长江流域思想的历史地位 　　（一）在整个长江流域开发史上的地位。 　　长江流域的治理开发有着相当悠久的历史。据考古发现，早在七千多年前，华夏先民就在长江流域的广大范围创造了人类早期的辉煌文化。在古代，人类对长江的开发和利用，主要体现在灌溉和航运两个方面，随着人类认识视野的不断扩大，科学的不断发展，对长江的认识和改造也不断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 　　在长江三峡修水库发电，最早是由伟大的民主主义者孙中山先生提出来的。孙中山在他的宏伟著作《建国方略》一书中，从改善川江航运出发，进而提出“以水闸堰其水”，“资其水力”。孙中山是提出兴建三峡水库设想的第一人，并且最先把改善航运同开发水力资源发电结合起来。 　　孙中山逝世以后，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也曾对长江上游包括三峡在内，进行过勘测、设计，并且请来美国的经济专家和著名水利工程专家，帮助进行勘测、设计。但是，无论是恽震等人的《扬子江上游水力发电的勘测报告》，还是由美国人搞的《潘绥计划》，即或是当时最著名的高坝工程权威制订的《萨凡奇计划》，也都是从发电、用电角度设计，并没有超出孙中山的设想范围，甚至没有把孙中山反复强调的改善航运放在应有的位置。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从长江中下游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以防洪为主要目的，重新提出修建三峡水库。周恩来则走出７００里三峡，放眼于整个长江流域，提出了治标与治本兼顾、干流与支流相济、综合利用、全面发展、“五利俱全”等一系列思想、理论、计划和方案，使长江流域的治理开发，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在长江流域开发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二）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的治水理论，在毛泽东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治理开发长江流域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取得的重大成果，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集体智慧的结晶，周恩来是其集大成者。 　　周恩来全面贯彻了毛泽东关于治理开发长江流域的指导思想，特别是在三峡问题上，对毛泽东提出的修建三峡水库防治洪水的思想和“积极准备，充分可靠”的方针，是贯彻始终的。周恩来除了吸收毛泽东的治水思想以外，还吸取了其他中央领导人如刘少奇、朱德等人关于治理开发长江流域的思想。他还广泛听取了中央各部门、有关省市负责人和一大批专家学者的意见（包括中外专家的正面和反面的意见）。因此，周恩来治理开发长江流域思想，从内容看，具有更大的广泛性。他所坚决主张的“综合利用，全面发展”，把毛泽东提出的防洪问题放在首位，但又大大超过了防洪的范围；他提出“统一规划，全面发展，适当分工，分期进行”的基本原则，既体现了毛泽东的“积极准备，充分可靠”方针，又包含了具体的操作性内容。这就不难看出，说周恩来是治理开发长江流域思想集大成者，一点也不夸张。 　　（三）在周恩来的思想体系中的地位。 　　周恩来投身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从五四运动开始，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除了战争年代以外，总理新中国的经济建设，长达２６年时间。周恩来曾经说过，二十多年来，他最关心的是两件事，一个上天，一个水利。上天，指的是原子弹试验；水利，主要是指对全国各大江河的治理。周恩来在老一辈革命家中，是被公认的“大管家”，他所作出的贡献，绝不只这两项。但是，从这里可以说明，在周恩来的心目中，兴修水利占有接近一半的地位。 　　事实上，兴修水利也的确耗费了周恩来相当大的精力，并作出了前无古人的建树。祖国的江河湖海，无不倾注着他的心血，全国各省区的水利建设，甚至是对许多兄弟国家的水利建设，他都给予了极大地 　　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在周恩来相对独立的思想体系中，经济建设思想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在周恩来的经济建设思想中，治水思想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治水思想的主体，则是周恩来治理开发长江流域思想。因此，研究周恩来思想，不可不研究他的经济思想；研究周恩来的经济思想，不可不研究他的治水思想；研究周恩来的治水思想，不可不研究他关于治理开发长江流域的思想。 　　周恩来治理开发长江流域思想的现实意义 　　党的十四大制定了长江流域开发开放的总体发展战略，即：“抓紧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等跨世纪特大工程的兴建，“以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的新飞跃”⑩。这是一个以长江流域为杠杆促进东部和中西部经济协调发展的一体化发展战略，其中许多方面包含着周恩来治理开发长江流域的理论和实践。 　　首先，长江流域总体发展战略体现了周恩来关于三峡水利枢纽是长江流域规划主体的思想，仍然把三峡水利枢纽摆在对长江流域进行综合治理的首要地位，并且吸收了几十年不断实践论证的成果，使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更加科学，更加可靠。 　　其次，长江流域总体发展战略体现了周恩来关于综合治理、全面发展的思想，在内容上比以往任何开发治理长江的方案要丰富得多。长江流域作为纵深达三千多公里的开放型经济区域，除了防洪、发电、航运之外，金融、信息、房地产、市场建设、国际贸易等许多方面都是以往开发治理长江流域方案所未曾涉及过的。尤其是正确处理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备受 　　此外，长江流域总体战略体现了周恩来关于长江流域规划的基本原则，在注重长江中、下游及两湖（洞庭湖、鄱阳湖）间的防洪区域的同时，把受洪水威胁不大的上海、南京、重庆等大城市也包括进去，由干、支流的结合发展到东西部的优势互补，这对于开发长江中、上游的经济资源、强化基础工业，提高国民经济的高效化程度，意义十分重大。长江流域总体发展战略以浦东为龙头，以上海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必然改变长江流域东、西部经济分布和资源分布的失衡状态，使东西部由相互制肘走向优势互补，形成同步发展的经济合力。 　　（作者单位：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 　　注释： 　　①、②、⑨见林一山、杨马林著：《功盖大禹》，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１月第一版，第１５４页、第１５４页、第１０１页。 　　③《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中央成都会议１９５８年３月２５日通过），见《党的文献》１９９３年第１期。 　　④、⑤、⑥、⑦曹应旺著：《周恩来与治水》，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８月第一版，第３７页、第４９页、第５７页、第３８页。 　　⑧曹应旺：《周恩来治水思想》，载《中国水利》１９９０年第２期。 　　⑨转引自《孙中山传》，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７月第一版，第２８７页。 　　⑩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１２日）。 　　《周恩来百周年纪念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