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制小史(二)
秦王朝（公元前年～公元前年）在历史上的统治十分短暂，只有短短的16年。但是，秦朝在中外历史上的声名远扬，这不仅仅是困为它铸造了震惊中外的焚书坑儒的罪恶，还因为它在中国最早建立和健全了专制主义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制定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完整的法典——秦律。这可以算是中国帝王“严刑治国”的开端。以秦律观之，中国历代“重刑轻法”、以刑治民、驭民而不是以法制理念、法度制度治国治民的状况初现端倪。
自信心、报复心、雄心和野心，使得从西方边陲之地杀进中原，并完成兼并六国之大业的秦王嬴政更加自命不凡，自以为德高三皇、功过五帝的嬴政，从此摒弃了“侯王”之冠，自命为皇帝。皇帝自称“朕”，“命”称“制”，“令”称“诏”，印称“玺”，并废除了子议父、臣议君的“谥法”等等，规定皇帝按世代排列，第一代称始皇帝，后世以二世、三世计，传之无穷。
法治和行政手段勾画的又一个国家形象，是统一了文字、度量衡与货币，这是前所未有的新面貌。
虽然秦始皇颁布的法典秦律不完全是他这个时期的发明创造物，却在此时最成体系和严密，也得到尽情地甚至是疯狂地实施的效果。在此之前，秦国的成文法初创于商鞅时期，商鞅以李悝《法经》为本，改法为律，成为“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具律”。而秦并六国过程中，又吸收为己所用的六国法令条文，几经修订增删，形成颇具威慑力的秦律。
根据年在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出土的秦代竹简，在尽并天下之前，秦律早已突破商鞅时的六章，仅“律”就有田律、厩苑律、金布律、关市律、仓律、工律、工人程、均工、徭律、司空律、军爵律、置吏律、效律、传食律、内史杂、尉杂、行书、属邦共18种条。
秦律的内容可谓法网严密，条目繁杂、烦琐，上至军国大事，下至民间生活，皆有限制，且立规入微。如盗采人不足一钱的桑叶，要罚征徭役30天；盗人羊颈上的绳索，与盗羊同罪；私自移动田界者，要判处“耐”刑，即剃去鬓发，以示犯罪；禁民穿锦履，而何谓锦履呢？秦律明文，以丝织成的鞋，其上绣文，即为锦履。如此等等，可见得始皇“事皆决于法”的意图。
因此，根据秦律，一切不符合法度的“乡俗”与“私好”，都要禁绝；一切“奸邪”行为和“邪僻淫佚之民”，具属“不容”之列。全国上下，要做到“尊卑贵贱，不逾次行”。秦始皇在位期间，常常亲自处理各种案件，“以衡石量书，日夜不呈，不中呈不得休息”，可见集大权于一身之劳苦！
其实，秦王朝“事皆决于法”的本意，不过是“万事皆决于刑”的高压治国之术的体现，这可以从“轻罪重刑”的立法思想中得到反映。秦律规定，５人同盗，盗得一钱以上的尽斩左止（砍左脚）；甲盗不满一钱，乙发现却不抓获之的，乙当被罚一盾之钱。而层出不穷的秦王朝的施刑名目，更显示了凡事皆决于刑的血腥统治。
秦二世之时，朝廷发闾左適戍渔阳，陈胜、吴广等人屯大泽乡。遭大雨，道路不通，度已失期。按秦律，“失期，法皆斩。”于是有陈胜、吴广之倡议：“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
根据初步统计，在秦朝处刑的名目就有数十种，其中赀、笞、迁（流放）、耐、髡、黥（在脸面上刻字）、劓（割鼻子）、鋈（断足）、斩左止、宫或腐（男了阉割，女子幽闭）、戮、磔（分裂肢体）、弃市、枭首、绞、烹、诛九族、三族、籍没（注销户籍，没收为官家奴隶）、坑等等，皆是今天看来十分让人触目惊心的野蛮刑名。“轻罪重刑”的立法原则，正好投合了先秦法家“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由至”的法制思想。
李斯是秦国的丞相，因为宫廷之争而失败，被施五刑而死。《史记·李斯列传》记载：“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公元前年七月，李斯身着赭色囚服受刑。行刑者先在脸面上刺字，用刀割掉鼻子，割断其舌，刑吏数人用铜针、铁凿等，在额头和两颊刻凿创口，再砍掉左右脚趾，用藤条或荆条将人活活打死。多人轮番持棍狠杖于李斯两股，每杖之下，环列者皆群和之。待人死后，已是面目全非，人鬼不分了。此时，再砍下首级示众，最后将尸体剁成肉酱，在市场上将其肉卖掉以供食用。
李斯之死其实不值得同情，其本人和商鞅、韩非一样，将专制理论推向极端，他的“独断而审督责，必深罚”的“督责之术”极是狠毒，只意在使民众时刻处于苛刑的恐怖之中，而他自己在具五刑之后，终致被夷三族。在秦王朝万事皆决于刑的时代，李斯之惨死，实在不足为奇。
多年之后的中外史家在写到秦王朝的焚书坑儒这段历史之时，还在痛心疾首，慨感许多。但是，我们也看到，在这么一个高压、集权和广施重刑的国度里，在这个事皆决于刑的国度里，焚书坑儒不过是这个酷杀政制中的一个小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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