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了适应经济、政事、军事发展的需要，相关的法律制度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
在这段时期里先后出现并且完善了成文法，完善了刑罚等级和程序。
各诸侯国在保证君主权力的前提下，都陆续建立起了司法行政体系。
一：春秋战国时期的法规
根据《左传·昭公六年》中的记载，公元前56年，在郑国执政的子产首先创制新的法规，他把法律条文铸在鼎上予以公布，使之成为国家常规法律。
这种“铸刑鼎”的方法，曾受到贵族们的攻击，但它毕竟是有生命力的，所以郑国的大夫邓析在“铸刑鼎”以后，又补充修订了《竹刑》。
另根据《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中的记载，公元前51年，晋国也仿照郑国的方法，把范宣子说著的《刑书》铸在鼎上公布于众。
《刑鼎》、《竹书》、《刑书》的具体内容现今已无从知晓，但从史料的相关记载中，可以看出这些法规都是体现后来法家所主张的“无上下贵贱皆从法”的精神的。
在这些先行者实验的基础上，到了战国时期，各国为了强大先后实行变法，而把法律公布于众就成了常规操作。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魏国李悝编定的《法经》和秦国商鞅变法后颁行的《秦律》。
《法经》分为六篇，即：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
《法经》编制的指导思想和篇目的设置基础是：
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网（应为囚）捕二篇。其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淫侈、逾制以为杂律一篇，又以具律具其加减。
这些都是“罪名之制也”。
《法经》基本上是一部以刑法为主体的、旨在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和等级制度的法典，它集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律之大成，其影响相当深远。
商鞅变法后制定的《秦律》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秦律》分为盗、贼、囚、捕、杂、具律六篇，与《法经》直接相承，但有了一定的补充、变动和发展。
上世纪的年12月，在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出土的秦简，就提供了有关秦国法规的部分资料，里面除具有法律效力的律以外，还有法律答问、令、例、式等作为补充。
律有田、厩、仓、金币、工、徭等达0余种。
法律答问，是官方以问答的形式对刑律的解释，这种解释也可以作为量刑的依据，同样具有法律效力。
令是王批准发布的命令，具有相同于法律的效力。
例是官府办案判决的成例，可以作为断案的依据。
式是法律文书程式和断案的要求。
这种律、令、答问、例、式等构成的法规，条文繁细，规定具体，从多方面反映出当时司法制度的复杂情况，也反映出了我国古代立法的早期过程和发展迹轨。
其中有不少条文为后世沿袭使用。
二：春秋战国时期的刑罚种类和司法行政
春秋战国时期的刑罚种类繁多且相当残酷。
相关典籍中记载刑罚按照死刑、肉刑、财产刑、自由刑、流刑等进行分类，刑罚手段多样化，每种刑罚都按照轻重不同的等级来划分。
比如死刑，就有赐死、杀、斩、腰斩、绞、戮、囊扑、枭首、剖腹、弃市、蒺藜、凿颠、抽肋、车裂、弃灰、镬烹、阬、肢解、醢脯、磔、夷族、灭宗等数十种处决方式。
这些方式为后世各王朝借鉴，其中很多刑罚方式要经过百年、千年的时间才陆续废除。
肉刑则有鞭、笞、抶、黥、劓、髡、斩趾、刖、截耳、挖目、宫等不同刑罚手段。
财产刑也有偿、赎、罚、没等的划分。
自由刑除剥夺罪人的自由外，还要做徒役，分为耐（隶臣妾）、城旦（施过黥、劓刑的工徒）、舂（施过刑的女徒舂米）、鬼薪（施过刑的男徒）、白粲（白米，施过刑的女徒）、司寇（强制劳作）等。
流刑分为迁（全家迁徙）、放两种，还有远、近、边、荒的区别。
在处罚的时候，按照罪犯的罪行轻重，参考其身份等级，实行轻重不同的处罚。
当时，在法律面前实行公开的不平等原则，对官吏和有爵位的人从轻，官爵高的人和贵戚可享有减刑和赎罪的待遇，所以，对刑徒、奴隶臣妾则处罚最重。
在司法行政方面，秦国设廷尉，楚国设司败和廷理，其他各诸侯国多设司寇，这些都是主管司法事务的机构和主要官员。
到郡县制确立以后，郡县的主要长官兼管司法事务，并且分别设有主管司法事务的属员或掾吏。
如韩国的县司寇、秦国的治狱令史等，已经初步形成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司法行政体系。
根据《尉繚子·将理篇》中的记载，各国从中央到郡县都没有许多监狱，在峻法之下，监狱经常是“小圄不下十数，中圄不下百数，大圄不下千数”，“良民十万，而联于囹圄”。
且在种类繁多的严厉刑罚之下，“虽国士有不胜其酷而自诬矣”。
各级司法官员只有审案拟罪的权力，定罪则要视犯罪轻重和犯人的身份等级，逐级上报主要长官以至君主裁定，才能终判执行。
在这方面，也有一套较为系统的上计制度。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abmjc.com/zcmbjc/2850.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