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前—前）汉（前—）两代，是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的第一个大一统时期。这4个多世纪是一个上升的时期，不论在经济文化上都创造了封建社会的辉煌，而中原政权的声威也空前扩展到四方边疆。
尚马之风
随着封建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西汉国势在武帝时期（前—前87）达到巅峰。早年迫于国力不济而对匈奴采取的屈辱“和亲”到此也宣告结束。元光元年（前），汉军“佯为卖马邑城以诱单于”，虽然汉匈双方并未实际交战，但双方关系从此破裂。武帝时期，在汉匈战争中居功至伟的是青年将军霍去病（前—前）。在他短短的军事生涯中，六次率军出击匈奴，而且六出六胜，屡建奇功。尤其是元狩四年（前），霍去病率五万骑兵，东出代郡，行军两千里，大破匈奴，遂“封狼居胥”威震漠北，迫使匈奴王廷远迁大漠以北。
可惜霍去病英年早逝。作为纪念，汉武帝将其陵墓陪葬自己的茂陵，并因此留下了《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里“榜上有名”的茂陵石雕。这些石雕原来主要分布在霍去病墓墓前及四周，共有16件。其中人和动物造型的石雕为“马踏匈奴”“跃马”“卧牛”“卧马”“伏虎”“野猪”“怪兽吃羊”“人与熊”“石人”“卧象”“蛙”“鱼”（一对）“蟾”等14件，石刻文字“左司空”“平原乐陵宿伯牙霍巨益”两通。
茂陵石雕之“马踏匈奴”，西汉，现藏茂陵博物馆，全套16件石雕，收录于《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
茂陵石雕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时代最早、保存最为完整的大型圆雕工艺品，也是汉代石雕艺术的杰出代表，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在16件作品中有3件与马有关（“马踏匈奴”“跃马”“卧马”），占比可谓惊人。这三件石雕为我们展现了完整的战斗过程：准备战斗—胜利—休息；或这样的顺序：休息—准备战斗—胜利；又或者：胜利—休息—再战斗。无论哪种解读，“马踏匈奴”总归是其中的主体。这件石雕高厘米，长厘米。所雕马为站立状，四蹄伸展，将一人裹于腹下。仰躺在马腹下的人，从形貌特征来看应是当时的匈奴人。这一马一人，对应的是胜利者与失败者，两者形成鲜明对照。而马在茂陵石雕里的频繁出现，也是为了纪念马在反击匈奴战争中的重大贡献。根据《史记·平准书》记载，汉武帝时“众庶以巷养马，阡陌之间成群”；“天子为伐胡，盛养马，马之来至长安者数万匹”。当时，仅朝廷厩马就多达40万匹！正是骑着战马的精锐骑兵加上杰出将领（霍去病）的指挥，使得大汉王朝的军事开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
东汉初期的名将马援曾经说过：“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实际上，早在先秦时期，马拉战车（甲车）的地位就大略相当于如今战场上的坦克。而在日常生活中，马车本来是一种运载工具和交通工具，但当它与礼仪结合在一起后，其文化色彩也就变得非常明显了。贵族的祭祀、朝觐、会盟或筵宴，甚至游猎嬉戏，都离不开马车。因此马车在贵族政治社会生活中也成为特权的明显表现。就连马车的御手也跟着借光。《史记·管晏列传》里就说，一位妇人看到丈夫在为晏婴驾马车，“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扬扬，甚自得也”。至于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几次出巡国内各地也都是在豪华的马车中度过的。显而易见，车马是秦始皇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是显示其地位的重要标志。
因此，年陕西省临潼秦始皇陵封土西侧出土了两乘铜车马就不足为奇了。经考古人员复原，其比例为真实车马的二分之一，均为双轮、单辕、前驾四马结构。铜车马一号车，名“立车”，又叫“戎车”“高车”，车舆右侧置一面盾牌，车舆前挂有一件铜弩和铜镞。车上立一圆伞，伞下站立一名高91厘米的铜御官俑。铜车马二号车是四马鞍车，呈凸字形，分前、后二室，车舆上有穹隆形的椭圆形盖子，前室为御手所居，内跽坐一御官俑，后室为主人所居。可以说，这两件铜车马综合反映了我国春秋战国晚期至秦代青铜器的制造技术与生产组织水平，因此也被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
铜车马，秦，现藏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收录于《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
同在《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里的铜奔马则是一件东汉时期的文物。年初秋，甘肃省武威县新鲜公社社员在雷台地区挖防空洞时，意外发现墓室内的铜车马。但由于缺乏文物常识，农民们破坏了考古现场，并把里面的铜车马放到了库房里。第二年甘肃省博物馆收藏了这些文物。由于出土时队阵顺序遗失，只能按照史料记载来重排车马队。在车马队的最前统领全军的就是一匹青铜奔马。铜马昂首嘶鸣，三足腾空，右后足踏在一只飞鸟的背上，飞鸟惊诧地回头观望，喻义神速。它通高34.5厘米、长45厘米、宽13.1厘米、重7.3千克，虽然体型不大，却是“文物重器”。如今的中国旅游标志原型就是这匹铜奔马。在中国的马文物中，它也可以说是最出名的一件了。
四方气象
话说回来，“马踏匈奴”只是一个时代缩影。在《泰山刻石文》中，汉武帝曾经直白表达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藩息，天禄永得。”实际上，汉朝的疆土在武帝时期有了极大扩展。比如，公元前年末，由于南越方面拒不内属，又杀害汉使，汉武帝发兵10万征讨南越。历五世九十三年的南越国至此灭亡。汉朝在南越故地设立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其中的儋耳、珠崖两郡在海南岛上，交趾、九真、日南则在今天越南的北部。
这个南越国，实际上是“秦失其鹿，群雄逐之”的产物，汉初政治动乱与中央的经济困难使其得以长期存在下来。一旦这种局面结束，它自然也就难以继续存在下去了。不过，它在历史上并非毫无可取之处。起码，在将中原文化、技术传入岭南方面，南越国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年6月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象岗西汉南越王墓里就曾出土一件角形玉杯。它用一整块和田青玉雕成，微透明，局部有红褐色沁色。外形呈犀牛角形，口椭圆，微折，腹中空。其通长18.4厘米，口径5.9—6.7厘米，口缘厚0.2厘米，重.7克，堪称极为珍贵的玉雕精品。它与同样在南越王墓出土的五件铜屏风构件（朱雀屏风铜顶饰、双面兽首屏风铜顶饰、人操蛇屏风铜托座、蛇纹屏风铜托座各一件，以及蟠龙屏风铜托座一对）一样，体现了南越国统治时期的手工业制造水平，入选了《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
角形玉杯，西汉，现藏南越王博物院，收录于《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
铜屏风构件之人操蛇屏风铜托座，西汉，现藏南越王博物院，全套5件，收录于《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
也是在武帝统治时期，建元六年（前）唐蒙出使夜郎，经司马相如、公孙弘和王然于等汉朝名臣先后抚定西南夷，至元封二年（前）汉王朝经过26年的经营，在西南夷共设立7个“初郡”，使得西南夷大部分地区都纳入全国统一的郡县体制中。这方面的实物证据，就是年在云南省晋宁县石寨山的滇王墓中出土的滇王之印。该印为纯金铸造，重90克，印面为方形，边长2.4厘米，高2厘米。上有蛇钮，蛇昂首，蛇身盘血，背有鳞纹。它的出土也正与《汉书·西南夷传》记载的汉武帝“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说法吻合。
“滇王之印”金印，西汉，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收录于《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
实际上，石寨山只是滇池东南岸一个不太起眼的小山包。但是在—年间，这里先后进行了四次考古发掘，共清理墓葬超过50座，年代多属战国至西汉时期。其中第二次发掘的20座墓葬中有多座规格相对较高的大墓，出土了包括青铜器在内的大量精美随葬品，尤其是“滇王之印”金印的发现，确认了此处为古滇国的王族墓地，在当时引起轰动。
年，中国—日本尼雅遗址学术考察队在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一处墓地进行考古发掘。考古工作者在一座东汉末至魏晋时期的无名男女双人合葬墓中，发现了一件蜀锦护膊。该锦为长方形，圆角、绢缘、缀带、长18.5厘米，宽12.5厘米。最有趣的是，上面还书有文字曰“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年1月，中国丝绸博物馆对这件护膊进行了织物信息采集和分析检测，确定织锦文字应还原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诛南羌四夷服单于降与天无极”。“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一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象征有着有趣的契合，堪称中华历史文化传统与现实政治的完美结合。“五星出东方护膊”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五星出东方”护膊，汉，长18.5厘米，宽12.5厘米，现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收录于《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
思想结晶
实际上，“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原本出自《史记·天官书》的“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它最初是句吉利的占星语。在中国的封建社会，流传着观星象、祭天地、通神明的传统，可以看作古代中国思想文化的组成部分。而在秦汉时期出土的文物里，也不乏有关思想文化的结晶。
譬如，马王堆汉墓里就出土了大批帛书，在考古发现中实属罕见。帛书质地为丝织细绢。书写的字体有隶书、篆书与草篆，其内容涉及古代哲学、历史、科技和医学等方面。经整理，共有28种书籍，计12万多字。其中在一个漆盒里就发现了写在帛书上的《周易》——中国最为古老的文献之一。帛书《周易》高约48厘米，宽约85厘米，墨书。纵观其文字，与今本有较大的区别，可能是《易经》正式定本之前流行的传抄版本之一。这无疑是宝贵的历史文献，遂列入了《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
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西汉，帛幅高约48厘米，宽约85厘米，墨书，现藏湖南博物院，收录于《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
《周易》用一套符号（六十四卦）系统描述事物的变化，表现了中国古典文化的哲学和宇宙观。相比之下，同在《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的云梦睡虎地秦简《语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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