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分晋司马光评说

的文章是关于智瑶被韩、赵、魏击败，智氏覆亡，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增加司马光和柏杨的评说，下面是正文。

司马光曰：

智瑶所以覆亡，在于他的才能胜过他的品德。才能和品德是两码事，普通人很难辨识。看见一个人能干，就称赞他贤明，于是，常常看错了人。才能的意义是”“聪察强毅”（聪慧、明察、有魄力、坚毅不拔），品德的意义是”正直中和”（公正、公.平、不偏不倚、和平温暖），才能是品德的资本，品德是才能的主宰。象云梦（湖北省江陵至斬春间的大湖区域）的竹子，最为坚韧，然而，如果不矫正它的弯曲，不刮平它的竹节，用来做箭，就射不穿坚硬的盔甲。

棠溪（河南省郾城县）的黄金（铜），最为贵重，然而，不熔化，不锤炼，就不能产生强大的打击力量。才能和品德兼备，就是”圣人”，才能和品德全都没有，就是”愚人”，品德胜过才能，就是”君子”，才能胜过品德，就是”小人”。任用一个人担当大事，假如物色不到”圣人”“君子”，那么，与其用”小人”，还不如用”愚人”。原因何在?盖”君子”把他的才能用到善行上，”小人”却用才能去干邪恶。把才能用到有益于社会工作，犹如锦上添花。把才能去从事邪恶，可是一种灾难。”愚人”虽然想干坏事，智慧既不够，力量也不足，好像初生的小狗，想要咬人，人只要一举手，就可把它制服。而”小人”不然，智慧足可以发挥他的邪恶，能力足叮以完成他的暴虐，简直是老虎生了翅膀，带给人们的祸患更为严重。

”品德’使人尊敬，”才能”使人喜爱。尊敬的容易疏远，喜爱的却容易成为亲信心腹，所以很多掌握权柄的人，被有才能的人蒙蔽，而忘掉了有品德的人。自古以来，国家的乱臣奸佞，家族的败子浪子，因才能有余而品德不足，促成覆亡的例证，多得不胜枚举，岂只智瑶一人而已。在此，我特别指出，国家领导人假如能真正了解才能和品德的分别，知道选择的先后，便不致重蹈覆辙。

柏杨：

司马光把人性当成了一个无机体，所以对品德和才能的界说，似是而非。像“强毅”固是才能，像“公正”，固是品德，也是才能。尤其在实际的政治活动中，判断一个人到底是“才能”胜过“品德”？或是品德”胜过“才能"？根本无法办到。

哪一个君王领袖，不是肯定他的亲信部属，都是天下第一贤明兼天下第一忠心？如果早就知道他将来会变了样儿，岂会赋以重任？中国传统上的用人行政，一直绕着这种“才能”“品德”“君子”“小人”的圈圈打转，连诸葛亮先生都强调要“亲君子”“远小人”。咦，芸芸众生，攘攘群官，模样都差不多，谁是“君子”?谁是“小人”?结果形成一项：“我是君子，你是小人”定律，互相指控。

几个著名的王朝，如宋王朝和明王朝，就是在这种互相指控中，使中央政府陷于瘫痪，终于灭亡。而且，纯理论上，“愚人”比“小人”更糟，俗不云乎：“昏官之害，胜干贪官。”贪官在无赃可贪，或刀架到脖子上不敢贪的时候，他的才能还足以做出有利于人民的事。而昏官，无论什么时候，他都不能运转。司马光先生这种论调，使历届王朝政府，都太强调“品德”，结果大多数都毁于庸才之手。

盖人心复杂，二分法既天真而又简单，一个人身上的邪恶与高贵，固同时并存，在盖棺之前，无法化验，也无法提出分析报告。只有一个方法可以防止邪恶，那就是民主制度，用选举来控制他的邪恶程度，同时也用选举激发他高贵的品德。然而司马光先生那个时代，却没有民主，使司马光先生只好诉诸抽象的原则。于是，我们困惑(不是责备):以司马光先生学问的渊博，为什么没有冒出一点民主人权的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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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分晋-《资治通鉴》